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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解读鲁迅先生我兄弟和风筝 　　钱理群,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1939年3月诞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18年。1981年获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近年关注中小学教育问题。 　　 　　鲁迅是一位文章大家,大概因此,经常有年轻人向他请教文章应该怎么写,于是鲁迅写了一篇文章来回答,题目却是“不应该那么写”,介绍了一位苏联文学评论家的主张:“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家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鲁迅说“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那么,他是充分肯定了这样的学习写作的方法了。(《且介亭杂文二集》)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先生在鲁迅的启发下,写了一本《跟鲁迅学改文章》(岳麓书社2005年版),将鲁迅的原稿与改定稿一一对照,从而显示鲁迅是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的。其中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都是语文课本里的选文。老师和同学在学习这两篇课文时,不妨看看朱正先生这本书,琢磨琢磨鲁迅何以如此这般修改,这对我们加深对鲁迅写作用心的理解和学习写作,都是大有益处的。 　　鲁迅提到的“作家的未定稿”,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有时作家对同一个写作素材、同一个题材,会在不同的情境下,两度,甚至几度重写,形成多个文本。将这些从同一素材生发出来的不同文本对照起来读,是很有趣味的,而且也可以学得写文章的方法。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汪曾祺,在上世纪40年代写了《异秉》《职业》两篇小说,到80年代,由于这两个文本均已散失,他又以同名、同题材重写了一遍。研究者后来找到了40年代的文本,就将这两种文本对照起来读,读出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王枫《〈异秉〉〈职业〉两种文本的对读》) 　　鲁迅也有过这样的两次写作。1919年鲁迅在《国民公报》“新文艺栏”连续发表了七篇《自言自语》,其中有三篇在他1925、1926年间写《野草》和《朝花夕拾》时,又重写了一遍。这就有了三篇可对读的文本:《自言自语》里的《火的冰》与《野草》里的《死火》,《自言自语》里的《我的父亲》与《朝花夕拾》里的《父亲的病》,《自言自语》里的《我的兄弟》与《野草》里的《风筝》。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对读的方法来学习《风筝》这篇课文。 　　《我的兄弟》一文不长,照录如下――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啊!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我们现在就来对照解读。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写作时间和文章题目:作者在1919年写了《我的兄弟》,为什么时隔六年,到1925年又写《风筝》?不过是童年的一段生活,这样一直念念不忘,一写再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写同一件事,为什么要把题目由“我的兄弟”改为“风筝”?这大概是我们一开始阅读就要提出的问题。但我们不要急于求答案,还是先细读文本,最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我的兄弟》共分九段,《风筝》则有十二段。我们就分段来对比解读。 　　一.“回忆的套子”的设置 　　《我的兄弟》第一段第一句就直接进入回忆:“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而在《风筝》里,第三段才有类似的叙述:“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也就是说,《风筝》在进入故事的叙述之前,还有两段描写,而且我们注意到,写的是作者写文章时的外在景物和内在的“惊异和悲哀”的心情。《我的兄弟》在文章结尾写到请求兄弟原谅就煞住了,而《风筝》又多出一段:回到开头所写的自己的心情上,还是“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如果说,《我的兄弟》是一篇单纯的客观叙述,那么《风筝》却外加了一个“套子”,将全篇的回忆笼罩在“我”回忆时的主观心境里,以“悲哀”始,又以“悲哀”终。这样一个“回忆的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