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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探析 　　摘要：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了建立宣传员制度、发挥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利用电影戏剧进行渗透、运用年画宣传等方式，对全体民众进行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和灌输，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键词：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2-0152-03 　　 　　新中国建立后，为在全国范围内、全体规模上教育民众，党和政府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灵活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覆盖全社会、普及全民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体系，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本文试图梳理建国初期新政权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理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以加深对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 　　一、建立宣传员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现有的条件下，建立覆盖全民的宣传教育网络，以加强对全民的宣传和教育工作。1951年1月1日颂布的《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1]2，任务就是“经常向自已周围的人民群众用简单通俗的形式进行关于国内处时事，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以及“批驳各种反动谣言”。而且特别明确这些人员只能从劳动模范和革命积极分子中挑选，首先从党员和青年团员中挑选，以保证队伍的人员质量。为保证宣传员的数量，为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制定了““先发展，后培养”或“边发展，边培养”的方案，来解决亟待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普及的人员需求问题。 　　宣传员制度的建立，足够数量和高素质的宣传人员深入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仅“苏北区沐阳县兴乡”，全乡就“共有宣传员118人”，村以下以组为单位“每组有宣传员1~3人”[2]24。这些宣传员扎根社会基层，深入到每乡、每村、甚每户、每人，紧密联系群众，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如出黑板报和进行读报活动。在苏北区沐阳县兴乡，全乡就“共有二十二块黑板报，完全是宣传员负责编写的，内容是报导各个中心工作”[2]24并对生产生活中的具体现象进行“批评和表扬”，“对群众的教育很大”[2]25。另外，全乡所有的报纸，“完全由宣传员负责读，宣传员们的报纸经常放在衣袋里，利用小组会、田头休息或走路时进行读报，讲解国内外大事”[2]25此外，还有小组会、村民会或个别谈话等。如“关里山西省平定县的维社村，每逢旧历初一、十五这两天是大家最高兴的日子”，到这一天，村子里的男男女女都“集合到一起去过‘爱国日’”，“是村里的宣传员向大家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一天”[3]17。这些宣传员，走进每家每户，与群众坐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倾听民声，答疑解惑，讲解共产主义、政府政策法令，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宣传员的工作方法虽然比较原始，但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条件，十分有效，也确实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作用。 　　二、发挥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 　　建国初，向全民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除了运用宣传员体制外，还重视文学作品的功能。从本土作品到外来译著、从长篇专著到短篇小文无不显示出注重对读者进行政治教育的特点。 　　正如艾勒克?博埃默所讲：“对一块领土或一个国家的控制，不仅是个行使政治或经济权力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掌握想象领导权的问题。”[4]6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在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强调，要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方针。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5]852，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5]856，接近、观察、了解、研究、分析工农兵群众，产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5]857。用毛泽东的原话讲就是：“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5]873中国的文学家，就是要歌颂“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5]873由此，建国初期文学作品的基调得以确定下来，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涌现了出来，如：《红日》、《林海雪原》、《三里湾》、《新儿女英雄传》等等。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人民作家：赵树理、丁玲、罗广斌、杨益言、柳青、孙犁、周立波、艾青、冯德英等等。以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为例：作者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贫农出身的作者，因为经过党的教育，建立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所以不满所读过的小说，“主人公为什么总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永远看不见一个耕田汉？”，由此产生描写劳动人民，说出劳动人民的心里话的想法。引用当时《为祖国人民而创作》评论稿中的原文就是：高玉宝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