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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 要：尼日利亚中小学实施问题导向式的公民教育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培养了儿童的适应能力，使儿童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形成了对他人、对多元文化、对历史的理解力。同时，尼日利亚公民教育的实施也受到了政治、家长、教师、学校资源等各方面的干扰与限制。尼日利亚中小学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推行公民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尼日利亚；公民教育；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G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8-0151-03 　　导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重要的区域性会议和国际性会议上，提高公民的素质已经成为共识。如宗滴恩（Jomtien）世界全民教育会议（1990年）、开罗（Cairo）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994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哥本哈根（Copenhagen）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996年），就是其中重要的几次会议。这些会议试图关注人类发展问题，以便将所有人培育为拥有正确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公民。随着贫困、与女性有关的有害文化习俗、吸毒与贩毒、艾滋病、宗教原教旨主义、武装冲突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突出，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高素质的公民所造成的，政府必须尽力解决这些问题。赫克尔（Huckle）将这些现象归纳为“社会性文盲”，指的是人们缺乏“理解社会的能力，并无法作为有节约意识、参与性和批判性的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1]。因此，亚瑟和戴维森（ArthurDavison）呼吁，为了培养21世纪和谐发展的公民，在社群主义框架内，必须将社会素养和政治素养很好地协调起来[2]。事实上，对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性――政治性文盲做出回应，已经逐渐受到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各国公民教育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许多国家已经从军事独裁转向代议制民主。作为黑人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尼日利亚，自1999年以来，经历了不间断的公民治理。但是，这种对政治话题的持续关注，是否在课程编制中得到充分反映，尤其是在社会研究与公民教育课程中？本文试图从学校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尼日利亚在中小学公民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 　　一、公民教育的两种认识倾向 　　“公民教育”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尽管在公民教育能够促进生活适应力方面已毫无争议，但在如何实现公民教育目标方面，却众说纷纭。在学校课程中，可以与公民教育互换的词汇很多，如公民学、社会科学、社会学、社会研究、民主公民教育、生活技能、道德教育和品德教育等。因此，可从多方面视角来研究公民教育，如哲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伦理学、教育学等。 　　麦克柯恩（McCowan）指出，关于公民教育，有两种认识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一种认识倾向是传统的精英主义倾向，将公民教育视为社会启蒙的过程。按照这种观点的理解，公民教育被看作是复制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工具，资本主义与民主是最佳组合。传统的公民教育者极力向学生灌输忠诚于国家、服从政权、志愿服役和同化移民等观念。教育内容包括本国的现状、历史和地位，国家机关的职能等。对传统的公民教育者而言，“好公民”是优秀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爱国者。由于此类公民教育的效果在实践中具有单一性、精英主义、正式、内容导向、知识本位、说教、灌输、容易实现和易于评价等特征，传统的公民教育者备受尊重。简言之，公民教育的这种倾向，从总体上而言，并没有把批判性态度的发展作为其中心目标[3]。 　　第二种认识倾向是进步主义倾向，将公民教育视为社会变革的过程。这种倾向将公民教育视为激发个体和组织推进社会革新与社会正义的工具。它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资本主义制造了不平等和排外主义，而民主则试图减少不平等与排外主义。进步主义的公民教育者试图培育学生的世界主义、批判性分析、政治参与、国际理解与尊重等观念。他们主张，公民教育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培养主动的、有智识的、批判性的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民生活和国家事务。对进步主义公民教育者而言，“好公民”富有同情心、积极参与政治、关注社会正义和环境、为人宽容、愿意并能够与他人交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4]。 　　进步主义的公民教育观含括了哲学、教育学和课程论的内容，在实践中具有内容广、包容性强、主动性、参与性、过程导向、价值本位、交互解释、难以实现和不易评价等特点。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不少国家已经在设计新的公民教育方案，超越了只要求盲目忠诚于国家的单一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作为一门学科，社会研究课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东欧剧变，由于世界各国对社会研究和公民教育重新感兴趣，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和亲美倾向的公民教育方案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然而，一种共识正在逐渐形成，即社会研究课程的核心使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