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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制诗妥协策略下政治文本 　　摘要：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关键词：访寺应制诗；佛教；妥协策略；政治文本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5-0113-05 　　 　　一 　　 　　访寺应制诗是臣子扈从帝王、王侯及太子等临幸寺院时所作的应制之作。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共有作品74首，占唐前79首此类作品的94％①。这两个时期帝王大多信奉佛教，常率臣僚游山访寺、做法事、布施及修浮屠，其间或命臣子赋诗以志，或兴起作诗命臣下赓和，纸墨遂多。细读这些作品，笔者发现两个时期的访寺诗内容上有微妙的区别，试举例说明： 　　美境多胜迹，道场实兹地。造化本灵奇，人功兼制置。房廊相映属，阶阁并殊异。高明留睿赏，清净穆神思。豫游穷岭历，藉此方春至。野花夺人眼，山莺纷可喜。风景共鲜华，水石相辉媚。法像无尘染，真僧绝名利。陪游既伏心，闻道方刻意。 　　王同《奉和往虎窟山寺》 　　 　　此诗为奉和简文帝《往虎窟山寺诗》而作：先言临幸寺院，接着描述寺院建筑的宏伟和驾幸盛况，最后是诗人的反应，为典型的“三部式”结构。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分析宫廷诗时，对这种“三部式”结构有精到的剖析，他指出“三部式”诗歌的结尾“反应”是一首诗的核心和精华所在，因为它反映了诗人对所述事件的态度和观点。此诗的结尾“反应”为“法像无尘染，真僧绝名利。陪游既伏心，闻道方刻意”，赞扬佛法的清净高妙和僧人的潜心修佛，自己也因“闻道”而受到点化和感悟，并且“伏心”。南朝访寺应制诗都有一个这样的“尾巴”，如“愿托牢舟返，长免爱河深”(王训《奉和同泰寺浮图》)，“实归徒荷教，信解愧难酬”(陆罩《奉和往虎窟山寺》)，“方欣大云溥，慈波流净宫”(萧纲《游光宅寺应令诗》)，“方应捧马出，永得离尘蒙”(庾肩吾《咏同泰寺浮图》)，“尘情良易着，道性故难缁。承恩奉教义，方当弘受持”(王台卿《奉和往虎窟山寺》)等等，这些诗的“反应”或弘阐佛法，或表示对佛教的认同、向往和皈依。归结为一点，南朝访寺应制诗始终是以佛教为中心，在描述帝王驾幸寺院的盛况后，其旨皆归于佛教本身。我们再来看唐访寺应制诗： 　　宝地邻丹掖，香台瞰碧云。河山天外出，城阙树中分。睿藻兰英秀，仙杯菊蕊熏。愿将今日乐，长奉圣明君。 　　李恒《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 　　 　　诗先言寓目寺院的胜景，接着用“睿藻”与“仙杯”颂君臣同乐、搞披绚藻，最后以“长奉圣明君”作结。全诗与佛法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对帝王的歌颂。综观唐时访寺诗，几乎全部是以“颂圣”为其结尾反应模式，如“顾惭文墨职，无以颂时康”(马怀素《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兹辰采仙菊，荐寿庆重阳”(解琬《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献觞乘菊序，长愿奉天晖”(麴瞻《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至德覃无极，小臣歌讵酬”(毕乾泰《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愿君无量寿，仙乐屡徘徊”(张说《奉和同皇太子过慈恩寺应制二首》其一)等。甚至僧人写的访寺应制诗，其佛教的成分也很淡薄： 　　珍木生奇亩，低枝拂梵宫。因开四界分，本自百花中。当夏阴涵绿，临秋色变红。君看药草喻，何减太阳功。 　　广宣《寺中柿树一蒂四颗咏应制》 　　 　　广宣诗咏柿，前三联言佳木生萧寺，应节而贮碧焕朱，局势平平，收笔忽一转，托出诗旨：帝王是泽被万物的“太阳”，连区区一株祗园柿树亦能悉心垂怜，颂圣之心可谓露骨。更有甚者，部分唐应制诗人在访寺诗结尾运用了儒家意味浓厚的典故，如“同沾小雨润，窃仰大风诗”(赵彦昭《奉和幸大荐福寺》)、“秋风词更远，窃忭乐康哉”(樊忱《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尧年将佛日，同此庆时休”(李迥秀《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愿献延龄酒，长承湛露欢”(岑羲《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屠应制》)、“愿以醍醐参圣酒，还将祗苑当秋汾”(沈俭期《从幸香山寺应制》)、“还将西梵曲，助入南熏弦”(李峤《闰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