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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传播及其启示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学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投入到经典作品的外译之中，《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进一步传播乃至经典化就是这样语境的成果之一。《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从此前英美等国汉学家的单方努力转变为国内学者和翻译家与国外翻译家和汉学家们的共同推进，其在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走向纵深。本文重在考察1949年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及其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路径，并对当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献言献策。 　　关键词：聊斋志异；英语世界；译介；传播；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是最早成功走出去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一，目前已有20多个语种的译本，其中以英语世界的译本数量最多，读者最众，影响最大。自1842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和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tzlaff，1803-1851）分别向英语世界的读者译介了《聊斋》故事以来，170余年内出现了近20个译本（包括节译本）。其中以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的译本《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880）最受欧美汉学界和读者的推崇，在《聊斋》作为翻译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功不可没。1949年建国后，《聊斋》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和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开展，相较于此前的翻译行为，建国后的译介又在译者身份、译介模式、接受效果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学界对文学作品外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使《聊斋》在英语世界从以前英美等国汉学家的单方努力，发展到国内外学者和译者们的共同奋进。《聊斋》成功走进英语世界，进而在其语境下得以经典化，为当下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诸多启示和经验。 　　一、建国后《聊斋》译介的文化自觉与译者自觉 　　1949年前的《聊斋》英语译本，其译者无一例外是欧美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唯一一位具有华裔血统的译者邝如丝（Rose Quong，1879-1972）也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建国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出于对外宣传中华文化的需要，中国政府以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和“熊猫丛书”为主阵地开始有意识地组织文学作品的外译，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开始自觉致力于本国文学作品的英译，《聊斋》的译介不再是外国汉学家的专属领域，而成为国内翻译家与国外汉学家齐头并进的“花开两朵”。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20世纪中期就曾进行《聊斋》故事的英译。1956年，由杨宪益夫妇合译的《王成》《田七郎》《罗刹海市》《梦狼》和《长亭》等五篇《聊斋》故事发表在该年的《中国文学》第一期上。1962年第10期的《中国文学》又再次刊登了杨、戴二人合译的《婴宁》《黄英》等《聊斋》故事。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忠实精准，通顺流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聊斋》随后被打为“封建毒草”，一度遭到批判与禁绝，国内学界对《聊斋》的外译也随之暂时陷入沉寂。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极左政策拨乱反正、进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聊斋》的英译事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夫妇的《聊斋志异选》（Selected Tales from Liaozhai，1981），作为中国文学外译计划“熊猫丛书”中的一部。杨、戴译本于1983年由外文出版社再版，1987年又由新加坡的亚太图书公司（Asiapac Books Educational Aids）再版。虽然杨宪益夫妇译文忠实准确，清晰晓畅，但该译本并未收到预期的接受效果。 　　继杨、戴译本之后，中国国内又涌现出五个《聊斋》译本。上海外语学院教师卢允中组织编译了《聊斋志异选》（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1982），选译51篇《聊斋》故事，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88年的修订版又增加了34篇新译文。198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由莫若强、莫遵中和莫遵均翻译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of Liaozhai，1988），译介了20篇《聊斋》故事。1995年，翻译家丁往道翻译出版了《中国神话及志怪小说一百篇》（100 Chinese Myths and Fantasies，1995），其中收入10篇《聊斋》故事译文。1997年，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张庆年、郝光峰、郭林等翻译的三卷本《聊斋志异选》（Strange Tales 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