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研究.docVIP

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研究 　　一、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现状 　　（一）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特色 　　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广州市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笔者在进行问卷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对象认为广州城市管理政策中公众参与的特色最主要是“参与环境的开放化”，占了调查总人数的90.65%，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占了85.98%，“参与制度规范化”“参与形式制度化”共同占了78.5%。 　　1.参与环境开放化 　　政府积极构建多种生态平台，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公众提出的多样意见和建议；媒体坚持理性的态度，在政府与群众之间搭建起沟通、互动的桥梁，使得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了解民意、吸纳民意。中国广州政府网站、广州城市管理委员会网站、中国法治政府网站等网站平台及中国广州发布、广州城管委、广州法制办等微博平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参与信息公开化，加强了传播性和互动性，使得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环境变得开放。 　　2.参与主体多元化 　　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主体，包括普通群众、专家学者、公共权力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每一个群体都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参与主体多元化的特色，体现了政策制定的兼容性，符合行政管理趋势，能够体现高效、便民的理念。 　　3.参与制度规范化 　　2010年9月30日，广州市政府第13届12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了《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在内容上明确提出保障规章立项的公众参与、规章起草和审查的公众参与，规定了规章起草的部门需要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去征求广大公众意见或者通过问卷调查、听证会等方式广泛了解民意。这在理论上很好地限制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4.参与形式制度化 　　整体而言，囊括了公众咨询委员会、听证会、网络参与、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品牌活动等制度化的形式。广州市同德围整治工程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政府主导成立的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使得公众与政府有关部门有了深度的互动。这一新型的政民互动模式被专家学者命名为“同德围模式”。[1]随后，在总结经验中，广州市政府通过并实施《广州市重大民生决策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制度》，将这一参与形式制度化。同样，走在全国前列的听证制度，在广州本地有效地遏制听证变成“走过场”的现象。2011年8月23日下发的《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试行办法》规定，公众若对政府重大决策的征求意见稿存在较大分歧，有权组织听证会。公开报名人群内遴选的听证代表不得少于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这在制度上保障了公众提出听证的权利，为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打通了制度障碍，实际上就是政府在制度上将议程设定的一部分权利转至广大公众。 　　（二）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州在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在部分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在实践中，城市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参与过程的变动性和执行力等情况，使得公众参与效果出现一定偏差。调查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94%的调查对象认为“参与技能相对缺乏”，90%的人数认为“参与程度相对较低”，87%的人数认为“舆论宣传力度不足”，80%的人数认为“参与效果不显著”。 　　1.参与技能相对缺乏 　　中国百姓自古受到“官本位”观念的影响，对于政事的介入意愿不是很积极，参与意识较为淡薄。加上广州是个外来人口聚集程度很高的城市，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的参与技能影响着参与效果。参与技能的缺乏，难以使得政府改变或修正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倾向，不利于公众意愿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有所体现。 　　2.参与程度相对较低 　　广州市法制办在《市法制办2014年度工作情况》中写道：2014年1至10月份，完成8项地方性法规和33项政府规章项目的审核。而在制定过程中，作为最大参与群体的普通民众，在获知途径、理解程度、建议深度等方面都有所限制，还停留在“未获知”“浅参与”的状态，对政策的制定难有实质性的推动。 　　3.舆论宣传力度不足 　　城市管理政策制定的舆论宣传一般有几种方式：通过政府综合门户网站；定期公开发行政府信息专刊或利用新闻媒体；设立固定的政府信息公开厅、公开栏、电子屏幕、电子触摸屏；定期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在现实中，广州市政府的宣传力度仍有提升的空间。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调查对象对广州网络参政议政平台的了解并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群没有了解过政府常用的网络参政议政平台。 　　4.参与效果不显著 　　一方面，政府在对外公开信息时会有所选择，容易出现信息的不对称，公众的知情权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政府对待公众的参与意见和建议时，未重视对信息的反馈。例如，2010年4月16日-5月16日，广州市法制办在“广州政府法制网”“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