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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社会因素对乳腺癌影响 　　【中图分类号】R395.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5）03-0563-01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已跃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其病死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第6位[1]，严重影响女性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乳腺癌的病因学研究表明家族史与乳腺癌相关基因、生殖因素、饮食因素等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3]。另外，心理社会因素与恶性肿瘤发生的相关性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而其是否与乳腺癌的发生存在密切联系，目前仍存在争论。明确心理社会因素与乳腺癌发生的关系，对于从心理社会角度进行乳腺癌防治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心理社会因素与癌症 　　在公元200年左右，希腊医生Galen就提出压力与情绪因素和癌症发生有关，抑郁性格的女性比其他女性更容易患癌[4]。第一个科学研究来自Snow 1893年的报告，他发现在250例癌症患者中有156例 　　曾经历过丧亲事件，有32例面临过严重的职业问题，而只有19例未提到患病前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5]。在对乳腺癌的研究中，Muslin等[6]在1962年的报告中提出，对37对妇女分居经历研究发现，分居经历在乳腺癌组和对照组中并没有显著差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心理社会因素与乳腺癌关系的研究报告逐渐增多，涉及到的心理因素包括生活事件、压力、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情绪和个性因素等[5]，并且，对于心理社会因素影响癌症发生的机制和心理护理干预方式的研究也逐渐深人[7-8]。 　　2 心理社会因素与乳腺癌 　　2.1 个性和情绪因素 在个性和情绪因素方面，大多数研究探讨了不同的人格特点，主要包括抑郁、焦虑情绪以及情绪的不同表达方式等与乳腺癌发病的关系。Bleike 等[9] 开展了一项为期13年的队列研究。在1996年的第一个报告中，研究组将1989--1994年131例被诊断为乳腺癌的女性和771例年龄匹配的对照组进行队列比较，结果两组在个性和情绪因素中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由于第一个报告存在随访时间太短的局限，该研究组又将1995一2003年258例被诊断为乳腺癌的女性和868名年龄匹配的对照组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焦虑、抑郁、社会支持、情绪控制等方面两组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Gross等〔10〕在对情绪和癌症关系进行的一项24年随访研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研究组在1981年对3133名女性使用抑郁自评量表（DIS）进行调查，并分别于1994年和2005年进行随访，共观察40530名，其中在发生的334例癌症患者中乳腺癌占50例，研究者发现在女性中DIS/DSM- III抑郁症与乳腺癌的发生存在统计学意义（OR=4. 4），而且焦虑水平也显著增加了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Fox等[11〕应用考陶尔德情绪控制问卷（CECS）对20例新近被诊断为乳腺癌患者、52例既往乳腺癌患者、488例乳房良性肿瘤及266名正常人进行调查，通过对年龄和其他已知乳腺癌危险因素进行调节后，发现新近诊断为乳腺癌的患者情感抑制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三组（P0. 01）。我国学者岂怀华等[12]运用明尼苏达量表（MMPI）对118例乳腺癌患者采用1：1病例对照研究，结果发现，女性所表现出的精神病态、轻躁狂和癔症的人格特征是乳腺癌发病的影响因素。另外，在人格特征方面，Faragher等[13〕分析了A型人格的因子分，发现癌症组（n=171）与1100例乳腺良性疾病组相比，除工作和家庭外人际关系较少，且更倾向于情感压抑。Priestman等[14]对100例乳腺癌患者和100例良性疾病及100名正常人的比较发现，在神经质和外向型人格方面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2.2 应激性生活事件及压力 生活事件可分为正性生活事件和负性生活事件。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生活事件的强度，还取决于对生活事件的应付方式及社会支持等。Michael等[15〕在一项压力对女性乳腺癌发生影响的前瞻性随访研究中，对84334名女性进行包括应激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等因素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平均7. 6年的随访后，共有2 481名女性诊断为浸润性乳腺癌。在年龄调整比例风险模型中，报道一个生活事件的女性比没有报道生活事件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更大，对其他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后，结果没有变化；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在女性乳腺癌的发生中存在内在的联系，该研究还发现女性遭受较多应激性生活事件而相应的社会支持较少时，乳腺癌发生的风险增大。Lillberg等[16〕在对10 808名女性的队列研究中发现，重大生活事件和乳腺癌发生存在相关性，其中夫妻离异、丈夫去世等事件影响较大。压力可以是急性（短期）或慢性（重复或发生在较长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