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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磁约束聚变研究早期历史 　　不久以前，我国和其他六个国家或地区正式签订了关于建造国际热核实验堆的协议，标志着我国的核聚变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我国科学界多少年来所盼望的结果，也显示了我国聚变研究具有的实力，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的成功建成，也说明我国有能力参加这一国际合作项目，并将对我国聚变事业产生积极的效果，我国聚变研究这样的良好局面的形成，也是聚变界多年来艰苦奋斗的结果，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可能不为很多人所知的，我国聚变研究的早期历史。 　　我国聚变研究开始于1950年代，几乎与国际上的进展同步，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英国、苏联等国就积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希望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受控的聚变反应，所以这些研究都处于保密状态，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个目标的困难程度，因而开始公布一些研究成果。 　　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苏联，1956年，苏联科学家发表了箍缩实验的一些结果，引起了其他国家的重视和好评，其后，美、英等国也相继发表了十几篇论文，都是关于箍缩装置的，包括英国很有名的ZETA装置。 　　到了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上，这个研究领域就完全公开了，大会共发表了110篇有关聚变研究的论文，使聚变研究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苏联人还在会上宣布建成在当时规模很大的磁镜装置奥格拉(OFPA)，并展示了他们编辑的四卷文集《等离子体物理与受控热核反应问题》，得到大会的高度评价，在会后几年，聚变研究迅速发展，大量有关文献在期刊和会议录上涌现，重点研究方向转向高温等离子体物理的一些重要基础课题。 　　事实上，早在聚变文献“解冻”之前，我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就密切注视着国际上聚变研究的进展，考虑在我国开展相应研究工作，1955年，在酝酿制订我国12年科学规划的时候，钱三强(1913―1992)、李正武等科学家建议将核聚变研究列入这一规划，次年，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规定了12项科学研究重点，在第一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中，提到“进行有关热核反应控制的研究”。 　　1957年，我国派北京大学的胡济民(1919―1998)和原子能研究所的李正武参加了在威尼斯召开的第3届气体电离现象的国际会议，当时在这系列的学术会议中，发表了一些关于高温等离子体和聚变研究的报告。 　　一般认为，我国真正开始进行聚变研究的年份是1958年，根据报道，2008年召开的第22次国际聚变能大会将庆祝聚变研究的50周年，这一年也可算作我国聚变研究的50周年。 　　1958年，当日内瓦召开的第二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消息和资料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就开始自己的实验装置的设计，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在扩建原子能研究所，在位于房山的该所二部建成了一台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于1958年秋启动，当时苏联方面派中型工业部副部长叶甫莱莫夫来华主持开工仪式，接着又派驻我国二机部的科学顾问伏罗别尧夫，专门在原子能研究所的阶梯教室作了一场介绍奥格拉装置的报告，随后，苏联政府又派著名的阿齐莫维奇院士来华，在中关村的“四不要礼堂”向中国科学院作了一场关于受控热核反应的报告。 　　在日内瓦会议的影响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一些机构开始了实质性的聚变研究工作。 　　在二机部，由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亲自带头，组建从事聚变研究的14室，当时称为14组，调副所长梁超任组长，调当时已是研究员的王承书(1912―1994)、副研究员钱皋韵、忻贤杰(1924―1988)、左湖等四位专家筹建，后来，王承书和李正武先后担任这一研究室主任，当时先建立理论、实验、电气、真空四个组，调集人员，筹集器材，一些所需专用器材如高速示波器、真空设备、高电压设备、粒子探测仪器等，则发紧急订货单向苏联采购，虽然聚变研究在国际上已解密，但在当时中国，依然列为绝密项目，新参加该项工作的大学生须做保密宣誓。 　　1959年5月，原子能研究所的王承书、钱皋韵和厉斌方三人，根据中苏两所协议，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的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在阿齐莫维奇院士领导的聚变部访问三个月，当时王承书就在沙弗拉诺夫领导的理论组工作，钱皋韵在奥格拉组和另一个托卡马克组工作，厉斌方分配至列宁格勒电物理设计院，回来时，钱皋韵带回了一些8mm微波设备，是国内毫米波诊断最早的物质基础，王承书则在回国的火车上用七天工夫翻译了美国聚变计划《雪伍德方案(Sherwood Project)》一书。 　　与此同时，钱三强在组织北京地区的协作，首先是组织学习有关知识，培养学术骨干。 　　实验研究方面，在14室建室之初，设计建造了一台z箍缩装置，命名为“雷公”，于1958年建成，储能几千焦耳，电容器是向军队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