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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应急机制构建 　　摘 要:为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已出台了不少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应该说,这些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为我们预防各类灾害和应急处理各种灾害事故,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执法依据。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健全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法律体制依然任重道远。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应急制度。 　　关键词:突发事件;行政应急机制 　　 　　一、我国行政应急制度立法现状及完善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我国各种各样的突发性事件接连发生:非典疫情蔓延、禽流感蔓延、矿难事件频繁发生、松花江水污染引起轰动、太湖蓝藻爆发、“罗莎”台风肆虐、雪灾、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3.14打砸抢事件、H1N1病毒蔓延……我国应急法制工作也在加快进行之中,特别是2004年的修宪将紧急状态条款写入宪法,紧急状态问题已经作为宪法问题被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是又一项重要立法成果。从这次立法可以清晰地看到党和政府寻求应急法治化的努力和决心。从这几年的立法情况看,我国政府应急管理覆盖面逐渐扩大;应对方式从被动的“撞击―反应”逐渐发展为全过程管理;危机管理行政体制从专门部门应对单一灾害发展为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从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的协调发展到政府办事机构的协调。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在现实中突发事件存在多发性、突然性、多变性的特点,相对应的行政应急机制也必须相应的具有灵活、具体等特点。这是在我国行政应急制度的制定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现阶段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统一协调、灵敏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尚不完善、不科学 　　从已有的突发事件应对过程可以看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和把握应急行政的启动和结束时间。行政应急措施会严重影响公民的法律权利乃至基本权利。因此必须有准确的开始和结束界限。应急行政是常态管理过程中临时出现的一种情况,最终还要归于常态。应急行政过早启动可能会不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过迟启动,可能会贻误时机,导致事件恶化。准确界定启动和结束时间是以对事态发展的准确把握为前提的。值得提出的是,从以往的事件来看,之所以会出现一次次突发事件的产生、恶化,预警不及时,往往不是因为相关部门不能把握事态的发展,而是因为怠于把握。 　　(二)一些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够强、危机意识不够高。同时,依法可以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的相关立法也不够充分、有力。 　　1.应急行政权的运行不够规范。这一点早在“非典”防治时期就有明显的体现。“非典”首先在广东省出现时,有关部门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沉默,当疫情进一步扩散至北京、山西、内蒙古时,有关部门仍表现出不应有的沉默,甚至出现对事实严重的隐瞒和封锁。真正的抗击“非典”应是从中央免去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开始。应急行政权在多次应急事件处理中都暴露出了“限权与授权都不足”的特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以后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应对中,应急行政权的运行出现了惊人的一致:事件产生――有关部门麻痹――事件被揭发――有关部门开始“高度”重视――采取有关措施、处理有关人员――事件成功应对。在这些突发事件应对的循环怪圈中,值得深思的有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事件从产生到恶化到被揭发,有关政府部门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阻止事态的发展;二是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是必要的、合适的、合法的;三是行政问责制究竟能否起到应有的效果。 　　2.相关立法不完善,应急行政法律依据不足 　　《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以前,我国关于行政应急管理的规定有两类:单项应急立法和行政应急预案。单项应急立法在《宪法》中有关于紧急状态的原则性规定,除此之外还有《防洪法》、《防震减灾法》、《核电厂核设施应急救援条例》、《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全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包括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部门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地方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应急预案、举办大型会展和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主办单位应当制定的应急预案等。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在实践中很少出现。其他单项立法对应急行政的规范最突出问题是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面对一些较大型综合突发事件往往很难适用。应急预案属于行政工作计划,不能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不能为紧急行政权力提供法律依据。不论是单项应急立法还是应急预案都不能有效应对日益频繁和复杂的突发事件,为了更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为应急行政提供一个统一的法律依据。这一点也成为《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的一个主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