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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创新路径依赖分析 　　摘要: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创新既要遵循其制度变迁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路径,又要防止陷入一种“低效锁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对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分析,我们发现,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具有独立性和依附性、至上性与广泛性、人治性与法治性等内在紧张,并形成了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变迁的“锁定性”路径。因此,在遵循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下,要着力破解古代行政监督制度变迁中形成的“低效锁定”的依赖性路径,才能推进当前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的创新。 　　关键词:行政监督;路径依赖;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136-05 　　 　　一、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思想起源于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原因,一切组织和复杂系统演化都必然牵涉到变异(Variation)、承袭(Inheritance)和选择(Selection)机制。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大卫?保罗(David Paul)首先把路径依赖思想应用于技术变迁研究之中。他通过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过程具有正反馈机制,技术变迁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也很难改变既定的路径,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①阿瑟(W.B Arthur)则进一步发现在经济增长的报酬递增中也存在着路径依赖性,一种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技术偏好,而且还依赖于报酬递增所导致的锁定效应(lock-in)的历史小事件。②凡勃伦(Veblen)则从发生学角度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制度创新可以被当作“累积因果”的过程来进行分析,制度(包括思维习惯、具体观点和处事态度等)总是相对保守的因素,这是社会惰性、思维惰性和保守主义的根源。制度承袭机制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往往成为制度变迁的最主要障碍,制度创新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突破这些障碍。 　　道格拉斯?C?诺斯把路径依赖理论引入新制度主义之中。他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中也存在着某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发展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 　　为什么会产生“路径依赖”性?诺斯认为,“非正式约束在制度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径依赖性的来源。”③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内存性和历史积淀性,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层次的文化观念,本身就常常滞后于社会变革。因此,非正式制度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正式制度安排之中,并使新正式制度安排带有某种“旧”的痕迹。它有时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有时也会因为与新正式制度安排发生冲突,成为新制度实施的障碍。 　　路径依赖效应的产生,主要缘自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学习效应。“时间对于制度演进至关重要”。人们在传统与文化的时间长河里获取知识,进行学习,并形成新的知识充实到时间中去,成为下一代人面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背景,这就是“累积的集体学习过程”。在一个制度框架内,制度提供的集合机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积累经验。 　　第二,规模效应。新制度的设计和推行必须投入大量的初始资本。随着这项制度的逐渐推广,制度设计和推广的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从而产生一种制度创新的规模效应。 　　第三,协作效应。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组织与组织之间会产生的一种协作效应,这种效应使人们习惯于既定的制度框架而不愿意轻易改变它,从而产生一种制度变迁的协作效应。 　　第四,预期效应。随着某一制度框架的确立并居于支配地位,人们将会产生对于该制度的永久性预期,这种永久性预期将会使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特征。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研究发现,路径依赖与文化范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查尔斯?罗力研究发现,非洲的经济停滞与其社会寻租程度高、政府容忍腐败的政治文化有关。④霍尔曼?阿斯卜兰则认为,寻租性社会将导致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并引导人们将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寻求政府官员的职位上,而在产生经济效益的领域所花费的精力太少等。⑤路径依赖的文化性在于制度的初始创新往往会通过扩散方式在一定区域或人群中形成创新圈,创新圈往往会固化为人们的行为与思维习惯,形成一种固定的文化思维模式。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创新行动与创新扩散的速度与范围,从而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效应。⑥ 　　 　　二、我国古代行政监督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作为我国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