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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影响实证研究 　　摘要：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的关系成为近年来审计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学术界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本文利用2007-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选用Simunic模型作为基础模型，考察所有权结构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特别是不同终极控制人下公司治理机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审计师在制定审计定价时，对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因素的关注度不够。 　　关键词：审计定价 公司治理 所有权结构 审计收费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终极控制人类型。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人为政府的占多数。作为终极控制人，无论是国资委还是各级政府部门（如财政局），往往还会同时拥有或控制数量众多的上市公司，加之其本身的行政职责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政府往往不会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而是会选派相关人员作为其代表负责执行相关的控制职责，所选派的人员一般具有较强的政治背景，同时还可能兼任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另一国有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政府委派相关人员管理上市公司，增加了代理链条的长度，因而其代理成本也会相应提高。一方面，从被委派的管理人员的角度来讲，为了应付上级部门即国资委或各地政府部门的检查，或者是为了某些个人利益，被委派人员很有可能粉饰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以达到个人职务升迁等目的。梅丹（2009）对2004-2006年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因经理层代理问题和政府干预导致的投资过度，也存在因私人收益动机下的隧道挖掘导致的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这两方面都会激化终极控股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加代理成本，会计师事务所在为这类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时，无论是审计难度还是审计的风险都会增加，因而审计定价也会相应提高。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与终极控制人是非国有的公司相比，终极控股股东是国有的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 　　2.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是指公司股权被一个或少数股东所集中持有的程度，它显示了大股东操控整个公司的可能性，股权适度集中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利益趋同效应，使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股权过度集中将产生利益侵占效应，即在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发生利益冲突时，控股股东可能以牺牲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车宣呈，2007）。因此，股权集中度越高，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通常越大，审计风险越高，审计师需要额外进行的审计程序越多，从而审计定价越高。与此相反，股权的过度分散容易引发搭便车问题，持股很少的小股东缺乏动力去花费高额的监督成本监督管理层以维护自身的利益（郭梦岚和李明辉，2009）。基于代理理论，管理层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操纵财务报告，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较大，进而审计定价较高。因此，股权集中度越分散，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进而审计定价越高。总体来看，股权集中度与审计定价之间理论上呈U型关系。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股权集中度与审计定价呈U型关系。 　　3.董事会结构。董事会是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程新生，2004），其职责是：一是选聘管理层并确定其报酬契约和报酬结构；二是监督管理层的经营活动，确保公司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董事会对财务报告质量负有主要责任，对财务舞弊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按照公司治理理论，董事会成员一般由内部董事、有关联的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组成。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管理层出于各种目的有误报财务报告的动机。独立董事在监督管理层的行为过程中出于保护自己的声誉、避免法律责任等目的，有动机阻止管理层误报财务报告的行为。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减少管理层因隐瞒信息而获得不当利益的可能性（Forker，1992；Beasley，1996），进而降低了财务报告舞弊可能性，审计风险随之降低，节省了审计成本，审计定价降低。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审计定价越低。 　　4.管理层持股情况。管理层持股反映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代理冲突可能性的大小，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目标差距可能性的体现。在现有的很多治理文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管理层持股比例被作为代表公司治理特征的变量之一。Jensen Meckling（1976）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管理者利益与股东利益间的目标背离的程度越大，股东需要付出的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越高，而这种高代理成本的特性使得公司聘请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动力增强。Simunic Stein（1987）也发现管理者持股水平越低，公司越倾向于选高质量审计。这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进行财务操纵或者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大，审计风险越高，会计师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