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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理性思考 　　摘的要：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在人大监督、司法审查、法律冲突、司法独立等方面存在着瑕疵，这些瑕疵正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背景下剖析我国法律制度的瑕疵以期予以完善已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法治 监督权 司法独立 法律冲突 司法审查 　　 　　“制度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制度完善与否，是法制建设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改革后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仍与有关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2]因为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形象，因此，剖析我国法律制度的缺陷以期予以完善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作为笔者几年来对我国法律制度进行思考的一个总结，也许是不很成熟的，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其他同仁的一些思考。 　　 　　一、人大监督权的思考 　　 　　在2003年的李慧娟事件中，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发布文件，要求洛阳中级人民法院纠正违法行为，对直接负责人作出处理。这种做法已经超越了工作监督，而成为对法院判决的再审。这种监督的实质是人大行使审判权。我国法律对错判与误判提供的救济包括：上诉与申诉程序，这是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人民检察院抗诉；上述方式针对个案。如果是对审判机关整体的不满，那么可以在每年人民法院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时，通过投票否决来表示对其工作的不满。如果人大径直对法院的判决进行裁量，那么就难免引发宪法上的危机：究竟谁是裁判机关？人大在宪法上的最高权威是否意味着无所不包的权力？显然，无论是我国的宪法、组织法与任何其他法律，都没有授权人大有权对案件审理是否 　　“违法”进行裁判。在本案中，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为初审，从诉讼法的角度讲，即便法官判决有误，那么当事人依然有可能通过二审获得救济。人大在法院判决尚未生效时介入，不仅妨害司法公正，直接影响了二审判决；同时在尚未穷尽司法救济时介入，也是对立法资源的浪费。所以，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应当分析一个法官在判决一个案件时，除了在解释适用法律方面有某种争议以外，是否有个人的过错。如果是一些非职务性的过错，比如贪赃枉法，或有明显的收受贿赂的嫌疑或行为，人大给予法官一定的监督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弹劾。可是，如果一个法官只是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对一个案件作出判决，这种理解可能不符合某地方权力机构对于这个法条的理解，甚至可能宣布这条地方立法法规无效，都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应当追查责任的职务行为，也就是说，这些完全都是在一个法官应当享有的豁免权之内。可见，人大不是无权监督人民法院，但是必须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监督。 　　 　　二、司法审查制度的思考 　　 　　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例，它在美国历史上确立了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它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法律统一的重要环节有一个是司法环节，而不仅仅是立法环节。只有法院手中握有对于法律适用方面的判断，对于违反了上位法律的下位法律，可以宣告它的无效，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法律的统一。基于此因，目前很多学者教授都在呼唤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其实我国早已有了这个制度，只是不够完善，审查范围窄，又缺乏程序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主体又不作为，因而影响不大。依据1982年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我国已建立了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统一的司法审查模式：（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审查。（二）司法机关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它本身又担负着沉重的立法任务，且司法审查的专业性很强，工作量又大，人大没有能力，精力和时间去对所有的法律进行监督审查。也就是说人大在这方面只能无作为。这使得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名存实亡。那为什么不让司法机关有所作为，来填补这个空白呢？对于这一点，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的建议。笔者比较同意把司法审查权交给司法机关的意见。在司法机关内部设立专门进行司法审查的法院，因为法院的专业化水平比较高，专事专办且有程序保证，可以有效的保障审查的质量。其次，又可避免监督者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因为法院必须依法律办事。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为有司法审查权，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当然可以对其立法行为及其内容进行监督审查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李慧娟事件更迫切地呼唤建立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引发此事件的法律适用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需要进行司法审查的争议问题，如果我们还是视而不见，全国人大的立法和法制统一将会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