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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摘 要】我国现行行政问制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问责文化；完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1002－7408(2006)10－0016-03 　　近年来，我国政府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这已成为我国社会及境外媒体高度关注并令人鼓舞的焦点话题。行政问责制最初是作为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措施而步入我国政治生活的，2003年“非典”期间的高官撤职，引发了一股“问责风暴”，之后，长沙、成都、南京、济南等市级人民政府先后出台并全面实施行政问责制。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行政问责制正逐步从政府管理中的一种应急措施变成现代政府管理手段。那么，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新制”，应该如何正确把握并加以完善呢?本文试作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问责制，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没有统一的解释，中央的文件也没有明确界定这一概念，只是在我国政治领域内有实践的案例。我们从字面的解释看，“问责”就是去追究份内应做之事，“问责制”就是责任追究制。现代意义上的问责制，其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源来自于西方关于民主政治和民主行政的思想，源于政治学的政府责任之内涵，即现代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归依，对人民负责，因为“只有当受治者同治者的关系遵循国家服务于公民而不是公民服务于国家，政府为人民存在而不是相反这样的原则时，才有民主制度存在。” 　　所谓行政问责制，则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它既是一个实体规范，也是一个程序规范；它不仅仅是过错追究，还包括非过错追究，它指向行政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通过推行行政问责制，可以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辐射到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决策者、执行者都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可以把原有的事后结果追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多重教育约束机制，把惩前和毖后有效结合起来；还可以把社会监督制度化，使监督主体在行使同责制时，能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督促政府工作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真正在行政制度上保证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政府行政自律机制，具有如下具体内涵： 　　1、行政问责的客体，也就是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是指“向谁问”。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由选举产生或政治任命的领导者，即政府领导、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等的行政主要负责人。明确行政问责的客体，既不会“一竹篙打一船人”，把所有的责任人等同处理，更不会“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只拿具体责任者问罪。 　　2、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和并体问责。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其问责主体是上级或同级党委或上级行政机关；而异体问责则是指权力机关和公众媒体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其问责主体是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二者相辅相成，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 　　3、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问什么”。行政问责的范围是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其中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可见，不仅对犯了错、违了法的事要追究，还包括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看似有损“官体”的“小节”，以及公众对政府行为和政府本身的“合法怀疑”等方面也要问责。 　　4、行政问责的方式，是指“如何问”。追究行政责任的方式有很多种，大体包括责令做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给予行政处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5、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按照学者毛寿龙的观点，被问责的官员要承担四种形式的责任：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向执政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的责任，向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和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责任，向相关法律规定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分析 　　 　　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当官是最少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