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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经济学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从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现状的供给分析出发，进行了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成本与效益分析，并提出了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法经济学对策。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 成本与效益 法经济学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现状的供给分析 　　（一） 现有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不足 　　现阶段主要是金融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协会负责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对消费者协会来说，由于消协工作人员知识结构、专业技能、认识能力等多方面的局限，还有金融消费没有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的规范，造成消费者协会难以对金融消费者做出完善的保护，而是基本处于“缺位”的状况。对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监管理念、目标、职责规范不够明确。在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方面，我国采用的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一行三会”的职权由国务院“三定方案”所设定。这种机构设置适用的是分业监管的要求，但是却违背了金融资本市场的实际发展和运行状况。同时，在我国，由于人们的消费观念还没赶上社会特别是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往往金融服务机构居于优势地位，随意收取各种费用，而这些都源自于金融消费者知识的缺乏，助长了金融服务机构的不公平做法；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淡漠，这也增加了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的侵权行为。同时国外的许多金融商品进入中国已经引起许多纠纷。因此，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 　　（二）金融反垄断法律制度欠缺 　　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金融服务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日趋强烈，但金融服务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却没有同步提升，在制定金融市场战略、创新金融商品或者服务时，注重利用垄断地位获取眼前利益，缺少通过提升服务、拓展渠道占领制高点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全球化、金融监管改革以及金融工程日益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监管机构除了遵守安全与审慎监管的传统标准之外，还应当增强对金融服务机构市场竞争行为的规制与监管。因此，金融反垄断机制的建设对于避免金融市场扭曲、维护金融业充分竞争具有重要价值。 　　（三）现有金融法律制度缺少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 　　通常，金融消费者遇到侵害时，都是直接向相关金融服务机构直接投诉，仰仗于出现纠纷的金融服务机构顾及市场竞争因素及服务形象、声誉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内部渠道解决与消费者之间的争端。如果争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对解决结果不满意，就可以诉诸于法律或者直接向金融监管机构投诉。但是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缺少处理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机构纠纷的机制。除此之外，即便我国存在较为完整的消费者协会保护体系，但是因为金融商品不同于一般的有形的实物商品，品种纷繁复杂，技术含金量较高，专业性很强，用于解决一般消费者争端的方式无法解决金融消费争端，勉强套用也显得力不从心。并且消费者协会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往往是仅限于调解或者利用媒体曝光等解决手段上，但是这些处理方式都是不具备硬约束的性质，只是从道德上来限制或约束金融服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侵犯，这必然会大大削弱其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能力。 　　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最后救济手段就是司法保护。当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司法保护存有大量需要改善的问题，比如，与证券投资相关的民事诉讼，《证券法》第十一章中与民事责任相关的条款仅有2个。如果纠纷诉到法院，只好通过适用《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关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的原则性规定作为处理依据，作为金融消费者的证券投资者极难得到民事赔偿。而且针对部分市场退出金融服务机构所导致的金融消费者纠纷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利用“三暂缓”、“三中止”等通知阻止这类案件的审理。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成本与效益分析 　　（一）金融违法经营行为高收益、低成本 　　金融服务机构实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金融法规定的行为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就是金融违法经营行为的成本，它由实施违法行为所支付的物质耗费、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以及法律给予的惩罚和制裁等部分组成。金融违法经营行为的收益就是指金融服务机构实施违法经营行为所获得的物质收益。影响和制约违法经营行为成本的因素主要就是法律的设定以及执法的水平两个方面。第一，从法律设定上讲，我国法律所设定的赔偿制度，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专门立法以及部门规章制度等所制定的赔偿条款，对金融服务机构的惩罚力度很轻甚至是虚无飘渺的，显著滞后于国际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规制水平，不能切实表现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的特殊保护。第二，从执法水平上讲，违法经营行为的受罚率的高低取决于执法水平的高低，而影响违法经营行为的总成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就体现为执法中的受罚率的高低。一旦一个国家的执法水平很低，会导致许多的金融违法经营行为得不到应该受到的惩罚，金融服务机构的违法经营行为的法定成本就必定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