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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后初期关于集体罪责争论 　　摘要：“二战”刚刚结束，围绕“集体罪责”，在英国与德国以及德国知识界内部就爆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本文扼要梳理了争论的缘起，即所谓英美的“指控”以及德国教会、哲学、历史、心理界的回应。带有自卫色彩的回应反映了战后初期德国人回避责任以及内心沉默的普遍心态，而争论本身无疑使罪责问题进入公共话语，产生了雅斯贝尔斯有建树的系统论述，启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对罪责的反思，对个体道德和国家民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集体罪责；罪责问题；雅斯贝尔斯 　　中图分类号：IiO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4-0018-06 　　 　　“集体罪责”(K011ektlvschuld)笼统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被指控全民集体对战争负有责任。这个概念几乎成为战后初期德国公共话语的基本元素。对于罪责问题的思考，其实在战争结束以前，就已在德国社会各界初见端倪。在战争结束初期的1945―1948年，围绕罪责问题形成激烈的争论。“集体罪责”的说法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内涵模糊，也正因为它的模糊，才不断引发争议。围绕“集体罪责”的讨论几乎遍及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影响波及联邦德国建国之初的全民心理。不仅如此，这场历时近五年之久的争论，还为之后几十年关于罪责问题的反思，打下了深刻烙印。 　　 　　一、缘起：英美的“指控” 　　 　　“集体罪责”的说法最早见于1941年英国人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的《黑纪录：德国的前世今生》(Black Record：Germans Past and Present)一书。范西塔特在书中指出，纳粹出现在德国不是偶然的“越轨”所致，而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纳粹的出现并非一时的机制“运转失灵”，而是多种因素“合理”发展的结果。很多德国人主动参与或默许了这一发展过程，因此德国人日后应集体对此负责。范西塔特认为，德国人如果不承认集体责任，就无法在德国实现民主化；德国人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政治责任，唤起自己的负罪感，才能得到道德层面的改造。此书一出，即刻引起轩然大波。德国人感到，英国人的理论刺伤了一个“英雄民族”的自尊心，伤害了“善良的德国人的正义感”。 　　范西塔特的观点从理论层面拉开了“集体罪责”争论的序幕。1945年以后，英美在西占区大规模开展对德国人的“去纳粹化”和“再教育”，试图以此推进德国民主化进程。英美的做法隐含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德国人集体有罪――所以他们要通过“再教育”接受集体改造。这就等于让德国人在实践层面承认“集体罪责”。因此，战后初期，德国人一方面要接受调查，要在思想上与纳粹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要接受英美的民主思想和教育，否认自己的民族文化。“集体罪责”的说法随着“再教育”的展开流传开来。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同。相反，在民间普遍流行着一种默契：“集体罪责”是战胜国单方对德国的指控，是胜者为王的强硬逻辑。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思罪责之间，德国人更倾向于选择前者。这样，围绕“集体罪责”的一场争论势在必行。 　　 　　二、德国教会方面形而上的回应 　　 　　历史学家诺?弗莱在争论结束半个多世纪后指出，“集体罪责”的说法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出处，它是德国人综合战胜国对它的责难杜撰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无论英国人范西塔特还是西占区的英美人，都没有明确提出和阐释过这个概念。它是德国人臆想出来的他人对自己的指控。还有更为激进的学者认为，早期关于罪责问题的讨论将罪责概念限定在自然灾害和宿命论上，全部罪责话语都被“形而上化”了(metaphysi―ziert)。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德国人日后对自己在争论中所表现出的态度进行的批判性反思。所谓“形而上化”是指战后初年，德国人不谈现实发生的形而下的战争屠杀，而是把它上升到形而上的神学，以此逃避或否定罪责问题。战后初期，天主教会和新教会针对英美的“指控”和“再教育”，均表现出消极态度，理由首先是：“宗教从未与纳粹为伍”。教会方面试图从两个层面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为德国人辩护：其一，德国人只有少数从犯，大多数德国人进行了抵抗；其二，“集体罪责”只有在基督教神学意义上，才能被接受。神学意义上的“集体罪责”意味着整个人类都有罪。因此，这后一条实际上等于说，如果所有人都承认自己有罪，那我们也承认；非此前提，我们就不接受。这无疑是变相对“集体罪责”的否定。 　　教会对罪责问题尤其是集体罪责的阐释，对国家的政治罪责和个体的道德罪责避而不谈，这从客观上为联邦德国建国之初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创造了必要的心理条件，却并不利于德国对罪责问题的反思。帕德博恩大主教耶格于1945年夏表示，大多数德国人曾通过忠于耶稣基督对抗纳粹，纳粹是一小撮但强有力的犯罪集团，广大民众无力抵抗。耶格在做如此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