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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伯克文化史观念初探
彼得伯克文化史观念初探
[摘 要]新文化史作为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在新文化史领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文化史观念尽管偏于保守,却是较为谨慎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伯克的文化史观念,有助于深化对新文化史的认识。
[关键词]新文化史;彼得?伯克;社会理论
1961年卡尔(E. H. Carr)宣布:“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1)现在看来,新文化史运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开拓研究领域和更新研究方法、手段方面,为历史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在文化史领域辛勤耕耘的同时,致力于沟通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对他的两本著作――《什么是文化史?》和《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及其论文的分析,加深对这位文化史学家的思想的认识。
一、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念
在彼得?伯克(Perter Burke)看来,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自动发生,亦非出自单独个体的观念,它的出现是一场集体运动的结果,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国际性的。(2)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有密切关联,此后美国成为其发展的中心,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间,逐渐传播到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不仅研究范围极其广泛,研究主体也不再限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和文学批评家如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 Said)也都参加进来。
新文化史遵循的是一种新的“范式”。所谓新文化史学之“新”,是指其区别于之前的文化史模式,尤其是传统的古典文化史而言的;与新史学不同,“文化”一词的使用,使其区别于思想史和社会史。一方面是相对于它的近邻思想史而言,“更强调于心态、假设或感觉,而不是思想的观念或体系”,两者相比,思想史“更严肃和准确”,而新文化史则“更模糊且更具想象力”。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社会史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两者有着明显的分野。(3)
由于文化涉及的内容过于繁杂,所以伯克定义文化史时把着眼点从其研究对象转向了研究方法。“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4)因此,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对文化史的历史进行梳理,通过介绍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文化史的面貌清晰可辨。
伯克把新文化史与文化史的早期形态进行对比与比较:第一,传统模式的文化史试图描绘一个时代的肖像,但注重的是上层社会,认为文学与艺术的变化显示着观念与社会的变迁。第二,高雅文化(文学、艺术、音乐)的社会史诸如阿诺德?赫塞的《艺术社会史》(1951年)标志着对传统文化史的反叛,原因是布克哈特等人略去了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5)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社会史的“自下而上”原则,倾向于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点恰恰是对传统的文化史的突破。然而,伯克强调,对于一场新运动,其参与者往往会夸大其新奇性,因此通过把新文化史与文化史的早期形态进行对比与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却是对布克哈特描绘时代肖像之设想的回归。然而,隐含在新文化史背后的寓意与那些早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史是迥然有别的。”(6)
在伯克看来,目前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文化史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是有关现实的文化建构理论。”(7)而这种建构会存在很多局限性,受到文化和社会的限制以及材料的限制。
其次,关于文化的定义,或过于狭隘或过于宽泛,很难找到合适的尺度。
另外,新文化史在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必然产生了更多新的研究对象,在对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时,必然要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分析这些新史料必然要求相应的新的研究方法,这又是对新文化史的挑战。
最后,新文化史还要面临碎化的危险。一些理论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子,例如场合论。在处理微小的事件和大的整体之间的关系上,也是个难题。
关于新文化史的未来,伯克认为将来会出现对“新文化史”的反动,并对几种可能性进行了探讨:第一,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第二,新文化史的领域将扩大,包括之前被忽视的政治、暴力与情感;第三,改变新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偏离,社会史将重新受到重视。尽管如此,文化史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还应保留下来。
对于21世纪的文化史,伯克认为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史也会出现全球化的趋势。文化史与邻近学科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诸如书志学、地理学、新考古学甚至生物学、生态学等都将影响文化史。在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中,伯克主张“要小心谨慎,要使用‘或多或少’,而不是‘或是……或是……’这样的语句,描述文化时要说,基本上是同类的,总体上适应性强,和邻近文化有明显差异,等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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