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征收中存在若干问题研究.docVIP

房产税征收中存在若干问题研究 　　一、房产税征收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的房产税肇始于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及至同年8月，政务院公布《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二为一，并将征税地局限于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核定的城市（第2条）。为简化企业税制，1972年3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报送的《关于扩大改革工商税制试点的报告》，并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自1973年1月起全面试行工商税。通过合并税种和简化税目税率，将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缴纳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而对企业之外有房产的个人、外国侨民等则继续征收城市房地产税。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报送的《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开始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制度。次年10月，在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时，恢复对企业征收城市房地产税。同时，考虑到宪法中已经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所有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不一致的实际情况，将城市房地产税分为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1986年9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1988年9月，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自此，房地产分离的现代税制正式形成。 　　关于房产税最大的法律上争议涉及宪法和立法权的配置。200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税收只能制定法律，同时在第9条留下了一个缺口，允许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尚未制定法律的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这样一来，在宪法的层面上，就必须考虑对于房产税立法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授权问题。1984 年9 月18 日，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在《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中，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工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发布试行。我国现行的很多税种都是依据这一授权，由国务院制定的。不过，这一授权已于2009 年6 月27 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废止，因此授权下税收立法的命运便面临着违宪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根据当时授权形成的一批税种及其征收的基本规则，已经形成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废止的原因仅仅在于它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再需要，而绝不能理解成为依据授权形成的税收法律制度也随之废止，否则，我国那么多正在运行的税收制度也会因此而不复存在。因此，房产税是经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依法设立的一个税种，它不存在新设立的问题，也不需要再重新授权。 笔者以为不然，不能因为担心现实中可能引起的困难降低对立法者的要求，更不能放纵立法者的恣意，否则势必会导致其有恃无恐，后患无穷。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架构和运行机理上是存在根本区别的，前者奉行的是民主议决制，因此具有产生约束民众重大利益规则的正当性，后者实行的是集中负责制（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在效率优先的考虑下只能成为执行机构，并且在财税问题上因为其兼具“收钱”和“花钱”的双重职能，如果让其成为“收钱”多少的决定者，势必会导致税收的恣意增加，从而加重民众的负担。 　　二、房产税征收的经济学解读 　　税收是与政府的职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萨缪尔森说的好，通过税收，政府实际上是在决定如何从公民和企业的手中取得资源以用于公共目标。通过税收所筹集的货币实际上只是一种载体，经由它才能将那些现实的经济资源由私人品转化为公共品。 不过，当政府对一种物品的买者或卖者征税时，社会就损失了某些市场效率的好处。税收给市场参与者带来损失不仅是因为税收将资源从市场参与者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还因为税收改变了激励，并扭曲了市场结果。 也就是说，税收引起了“无谓损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减少大于政府从中得到的收入。所以，在征税对象上，应当尽可能选择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以促使私人在决策时考虑负外部性引起的社会成本，从而通过矫正性税收的公共政策达到促进经济效率的目的。不过，因为这样的税收毕竟有限，不足以应对庞大政府的开支，扭曲市场的税收是一国财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就引起了另一个话题，税收的征收应当尽量减少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激励的扭曲。 　　房产税是针对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和附属物所征收的一种税，具有税源的非流动性、税收收入的成长性、课税的直接受益性、对地方的强依附性等特点，可以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提供稳定、充足的收入，是政府公共支出的重要来源与保障。 不过，在筹集公共收入、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收入差距等功能之间，房产税必须要有所侧重，否则势必会发生方向和手段的错误。笔者以为，我国的房产税应以筹集公共收入为先，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收入差距为次。调节收入差距的更直接和稳妥方式是累进的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