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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学生村官任职表现自身因素研究 　　摘要：对陕西省西乡县“大学生村官”年度考核结果与其个体特征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核等级与籍贯、学历学位均有显著性负相关，与专业有一定的正相关，但与性别、政治背景不相关。因此，村官选聘时应放低对政治背景的要求，并适当提高专科生的招聘比率；村官培训中应注重提高其处理村级事务的行政能力；此外，村官退出机制应逐渐与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断开联系。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任职表现；村官选聘；村官培训；行政能力；政治背景；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241.4；C9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2－0019－07 　　 　　一、引言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大学生村官”这一特殊群体也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著名学者吕书良(2008)认为“大学生村官”队伍的壮大历经萌芽阶段(1995―2001年)、发展阶段(2002－2005年)、普及阶段(2006年至今)三个重要时期。伴随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村官”人数在不断扩大，2004年前年均招聘人数为数百，截至2008年底我国“大学生村官”的规模已经达到13万人。 　　“大学生村官”不是“官”而是“员”，广义上讲是指政府通过组织考核或考试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主要从事“三支一扶”工作或是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狭义上讲，就是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担任村支书、村主任助理(张敏2008)。本文讨论的“大学生村官”是指狭义上的村官。 　　“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的意义主要为：一是有助于推动基层组织的民主政治建设；二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新力量，引进新资源；三是有利于优化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四是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曾令玉等，2010)。在农村人才枯竭与大学生就业难的时代背景下，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并长期坚持下去，对新农村建设与大学生就业均有重大意义。 　　对“大学生村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相关政策的解读以及大学生村官发展的历程及社会意义的宏观研究；二是具体到“大学生村官”现状方方面面的微观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学生村官”已经从尝试、讨论阶段进入了全国农村大范围普及的成熟阶段。当然，在“大学生村官”的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与困境，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有关制度的不完善，二是“大学生村官”自身因素的制约。 　　张敏(2008)指出，“大学生村官计划”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依据，并且由于该政策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间的衔接存在疏漏之处，“大学生村官”不得不面对身份的尴尬。覃雁君等(2009)认为，当前“大学生村官”发展所面临的机制困境是选拔机制还不尽完善与“大学生村官”管理虚化。相关法律的完善，是全面建立“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基础，做到有法可依，“大学生村官”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侯金超(2010)认为，大学生担任村官的心态有待进一步调整，普遍存在专业不对口、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以及从业动机各异等问题。安勇(2007)指出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有以下误区：一是把参加新农村建设当作进入大城市的“跳板”；二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急与求成；三是认为参加新农村建设是“大材小用”；四是在新农村建设中畏难怕苦；五是在新农村建设中轻视农民和农村干部。 　　面对出现的问题，很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均提出了各种意见。除了要完善法律规范及相关福利体系的建立外，还提出了要将高校培养与农村发展紧密结合，并提高“大学生村官”胜任现实工作的能力，目的均在于完善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为了让“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郑婷婷，2008)，要着力构建“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完善以“大学生村官”为中心的各方面制度。 　　马武等(2009)对“大学生村官”计划下的高等教育，提出了要不断创新，架起通向基层的桥梁，在专业与课程设置、教育教学内容、教师聘用制度、教学方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五个方面进行创新改革，以应对“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发展。 　　孙步宽(2009)构建了“大学生村官”的基本能力模型，并运用BEI方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村官”的胜任特征进行了初步探索。通过问卷调查，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大学生村官”胜任特征模型由个人特质、政治素质、岗位综合能力、人际能力、发展经济能力5个因素共28个项目构成，系统地提出了“大学生村官”这一职位所需的各种能力，但还缺乏实证验证。 　　现有对“大学生村官”的研究均未深入到“大学生村官”自身因素这一层面，更没有将这些因素与工作绩效进行相关分析。本文以“大学生村官”自身因素分析为切入点，认为可能影响“大学生村官”工作表现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