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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困境以及对策 　　 一、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来龙去脉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指政府为了履行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责，通过财政支付的方式直接从各类社会组织中购买其相关的公共服务，以实现政府自身财政支出效率最大化，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行为。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中通常扮演两种角色，一是替代，二是委托。替代是指一些社会组织通过独立自主的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从而在事实上起到替代政府职能的角色;而委托是指政府通过合同或者协议的方式，赋予社会组织相应职权，行使某些公共职能以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减少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压力，提高行政效率。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该理论认为公共管理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运用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在维护、增进与分配公共利益，以及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公共治理理论进一步强调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作用，“治理的成功实施离不开一个繁荣、活跃的公民社会，离不开政府致力于释放出公民组织的自主管理能量。因为公民组织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2000年，上海卢湾区等6个区的12个街道开展了依托社会组织来进行居家养老活动;南京市鼓楼区于2003年开始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设计打造“居家养老服务网”工程;江苏省无锡市从2005年开始，先后将全市环境保护、居家养老、社会救助、治安维护等十多个领域的公共服务委托给社会组织;2007年，广东省深圳市政府积极扶持鹏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及深圳慈善公益网等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各项公共服务。由此开启了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浪潮。 　　 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所面临的困境 　　 （一）部分地方政府认知力度不足。政府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认识是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的观念基础。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有较大改变，由过去的限制、约束到今天的鼓励与支持。但是，依然有些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比较模糊，没有意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仍然坚持过去的全能国家理念。另外，政府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实行差别对待，正统的、与政府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能够得到政府的认可，而草根社会组织则不容易得到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发展。 　　 （二）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制度支持短缺。我国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实力偏弱，规模偏小，没有政府政策支持，多数社会组织难以正常运转。政府政策支持包括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审批政策、场地设备优惠等，其中财政资金支持最关键。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政策改革力度，但仍然面临着“力度不足”和“制度短缺”困境：没有单独编制公共服务购买预算，使得财政资金支持规模比较小;缺少税收优惠政策，使得社会组织原本紧张的经费更加短缺。 　　 （三）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改革还受到既得利益的抵制，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一项“放权让利于社会”的制度创新，势必会将原本由政府职能部门来承担的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需要减少某些政府部门和组织的事权，事权减少意味着可支配资源和权力减少，损害他们既得利益，引起他们抵制。 　　 （四）社会组织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导致政府在选择时缺乏足够的选择度。首先是量上的不足：在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指引下，我国社会组织获得快速发展，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奠定基础。但是，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际需要相比，仍有相当大差距。湖南省出台的《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湘办发[2014]7号）中指出力争到2020年，建立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全省社会组织总量达到4万个以上，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5个以上（其中长株潭地区达到每万人7个以上）。而这个数字在法国是110个，新加坡拥有15个，巴西拥有13个。除了数量上的不足之外，社会组织规模偏小也严重制约了其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影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有效开展。 　　 其次是质上的不足：社会组织专业能力是其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化解各种棘手难题的必要条件。社会组织专业能力源自于组织成员的能力，组织成员能力与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