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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碳税建设系统性思考 　　摘 要：全球性气候变暖已是环境议题焦点。自主承诺2030年停止二氧化碳增长，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是我国面临的严峻考题。碳税是碳减排工具中的一种有效经济手段，碳税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该文探讨了法律（制度）层面的效应、经济层面的效应和环境层面的效应，并指出碳税应作为一个独立税种，与环境税、资源税等其他税种相互配合，满足我国碳排放的发展权，同时兼顾与经济和环境的和谐。 　　关键词：碳税；法律效应；经济效应；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5-0001-3 　　1 引言 　　世界各国已经认可温室气体是全球温度上升的“元凶”。遏制气温继续上升的直接方法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除了技术手段外，经济政策领域中的税收是调节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之一。从理论上来看，通过对二氧化碳（CO2）、氢氟碳化物、甲烷和全氟化碳等温室气体全面征税以期达到减排目的。但是对各种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全面检测不具操作性，征管难度大、成本高昂。而CO2排放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7%，相应的技术监测水平和征管成本较容易，直接针对CO2排放所征收的碳税应运而生。碳税与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手段不同，碳税征管只需额外增加非常少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实现。碳税对减少CO2排放保护环境有积极影响，但是也要考虑到碳税对国民福利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碳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到税基、税率、征管主客体，也要考虑到与其他具有间接环境效应的税种间的叠加问题。碳税就是通过对煤、油、气及其衍生品等化石能源，测算出碳含量或者碳排放量进行征税。碳税本质上是利用价格手段干预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减少化石能源消费从而达到降低CO2排放量的目的。相对于行政性手段，碳税具有不扭曲税制、低成本监管、避免寻租以及无需确定基准年等优点；碳税还会带来环境治理的协同效应，降低其他污染物的排放；碳税收入还可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用于补贴效率为先引发的碳排放的不公平性而加重的税负，用于财政转移支持部分行业、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共同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持续性发展绿色经济。因此，本文认为碳税是法律制度、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的集合体（图1）。 　　2 法律效应 　　20世纪90年代初，戴维皮尔斯首次提出碳税概念，庇古税可视为其发源点，碳税具有较完整的法律理论体系。芬兰于1990年实施了碳税，是碳税立法的先行国。之后，北欧的荷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家纷纷开征碳税。碳税的法律性问题之一就是协调与各种环境税种、环境性税目的关系。我国排污费、燃油税、资源税等各自分离、分立，环境保护属性不突出。我国将于2018年1月1日实施的《环境税》，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上述问题，但是只是针对污染物排放，并不包括CO2，因此，如果碳税的设立必然对现有环境税费法律产生冲击和影响。我国暂无独立的碳税法律制度，只是在资源税、消费税部分条目中体现着一定的碳税功能。我国是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费结构。现行的各种法律（煤炭法、电力法等）并没有将这一最大的消费客体纳入征管范围，仅仅涉及资源税等。煤炭消费不仅是污染物的排放，更是碳源的最大来源。当前的制度设计并不足以解决节能减排，雾霾、PM2.5爆表、屡破高温记录等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居民健康和生活。这与化石能源等消费密不可分。碳税法律意在减缓国内生态环境压力，凭借法律本身的强制力促使能源结构调整、消费效率提高，控制CO2排放同时减少其他污染物排放。 　　2.1 碳税法律意在保障碳减排国际承诺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其中提到CO2减排措施之一就是碳税。我国明确表态，2020年，单位产值CO2排放较2005年减少40%～45%；2030年，我国化石能源的CO2绝对排放停止。我国将碳减排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保证受到法律的监督。碳税法律为今后的碳政治、碳外交等国际谈判奠定基础，掌握一定的主动权。 　　2.2 碳税法律也是突破国际绿色壁垒的武器 国际贸易中碳关税本质上具有碳税功能，同时也是新型绿色保护壁垒。例如《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从2020年征收碳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碳关税实质是发达国家（需要承担CO2减排义务）变相保护本国产业，降低非减排义务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力，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包括我国。为了避免双重征税（林伯强，2010）[1]，我国应尽早制定碳税法律，以法律武器打破绿色壁垒，迎接全球性的碳税趋势。 　　2.3 碳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动力转型 碳税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促使经济增长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移。通过向高碳排放企业征收碳税，推动资本和资源流向低碳部门。企业为转嫁税负中，主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快技术研发、推出低碳产品，实现经济结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