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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中国银行官商股份变化与管理体制变迁 　　中国银行在成立之初纯由政府拨款，后三次添招商股，商股逐渐占据绝对优势；在国民政府时期，中行被数次增加官股，该行也成为国民政府金融垄断体系中的一员。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国银行在成立后不久由总行制改行总管理处制，受时局的影响，总管理处的权力被逐渐下放；改组为专业银行后，总管理处内部的处室设置被不断调整精简，形成纯管理型的体制。相对而言，在商股占优势的时期，中行的管理体制变动比较灵活。同时，史实的考察也有助于分析银行管理体制中总行制与总处制的各自特点。 　　[ 关键词]中国银行；官商股份；总行制；总管理处制 　　[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３３－０７ 　　董昕（１９７７―），女，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经济学院博士后，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６）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跳动的脉搏：中国银行的市场化运作研究(１９１２－１９３７)”（项目批准号：０９ＹＪＣ７７００３０）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银行是我国近代以来在业务与行务等诸方面最具特色的一家华资银行。自成立后，该行的官商股份比例与管理体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官商股份比例各占几何是股份有限公司主导权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银行控制权的风向标。而中国银行的管理体制看似相对稳定，实则也经历了一个由放到收的过程。本文回溯与总结了中国银行官商股份的变化情况和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以考察两者间在活力与制度方面的微妙关系。 　　 　　一、中国银行的官商股份变化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季由户部银行发展而来的原大清银行。１９１２年初，上海的大清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呈文大总统孙中山，请求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由新政府继续承认为中央银行，得到同意。其原商股５００万两由政府承认为中国银行的股份，而官股５００万两则备抵战乱中大清银行各分行的损失和滥账。[ １] 继之，在沪的大清银行分行首先改组为上海中国银行，于２月５日开始营业，负责经理出售政府发行的军需公债票。[ ２]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大清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致电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要求追认南京临时政府核准的改组办法，亦得应允，并得在中国银行内部附设大清银行清理处，办理清算事宜。[ ３]（Ｐ１４）４月，南北统一，中央政府北迁，即在北京设立中国银行筹备处。６月，筹办中国银行开办事宜的吴鼎昌与财政部会商，将大清银行的官股取消，用于补偿各地分行因战争所受的亏累；商股库平银５００万两，由中行换给存单，分四年还清；商存６７０余万两，亦由中行分年摊还。[ ３]（Ｐ１９８７) ７月，财政部拨到第一批官股５０万元。８月１日，北京的中国银行正式开业，是为总行。上海中国银行改定为分行，简称沪行。 　　中国银行成立之初的股份均由政府拨给。正监督吴鼎昌曾呈准财政总长先由政府垫付资本７５０万元开办，是年底拨到洋２６６万余元。次年，南京临时政府前存于上海中国银行内作为军用票兑换准备的规元２０万两，亦被拨作中国银行资本，连前款共计２９３万余元，后连股利凑成３００万元。[ ３]（Ｐ７４－７５）１９１３年公布的《中国银行则例》颁定股本总额为６ ０００万元，由政府先行认垫一半，“余由人民认购”。[ ３]（Ｐ１１１）次年，经总裁汤睿一再请求，北洋政府才拨给无市价的元年六厘债票１ ０００万元，作价７００万元，将中行的资本额在名义上补足至１ ０００万元之数。此１ ０００万元债票后被财政部移作他用，另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拨付款７１．９万元，并由大清银行清理处将京沪等地分行的屋基、生财等作价１２８．１万元移作股本，才凑足官股５００万元之数。[ ３]（Ｐ８０－８６） [ ４]（Ｐ３５５） 　　依部颁则例，中国银行可招添商股。该行于１９１５年９月呈准《中国银行招集商股章程》后，开始募集商股。[ ３]（Ｐ１３３） 至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募到股款３６４．３３万元。同月，北京政府以大总统教令的形式修正了《中国银行则例》(民六则例)，全行股本总额仍为６ ０００万元，先招股到１ ０００万元，但对于其中官股与商股的比例则未加以限定。[ ３]（Ｐ１１９） 自此，中国银行开始第二次招集商股，至年末募得股款合前共计７２７．９８万元，计逾额２２７．９８万元（合２２ ７９８股），作为扩充股本。[ ３]（Ｐ８９） 此时，中国银行的官商股份合计已招足１ ０００万元，遂于１９１８年１月召开首届股东总会并随后组成董监事会。由于民六则例有利于扩充商股在股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此后，握有中行实权的股东总会和董监事会渐以商股股东为主体。１９２１年，中行股东总会决定续招股本，已使股本合定额之半，先收７７２．０２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