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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庄案” 　　摘 要：李庄案是我国法制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此，简要分析了案件审理中涉及到执业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回避制度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等。 　　关键词：李庄案；阅卷权；律师会见权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2016.31.066 　　轰动一时的李庄案早已落下帷幕，然而它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失。这件案子最终以李庄判处一年多的有期徒刑而结束，目前李庄已经出狱并提出申诉。最终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李庄案还是带给人们许多思考。 　　李庄案发生的大背景是红极一时的重庆打黑，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这样的案件本身就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诚然，重庆打黑时候的一些冤案已经得到纠正，那么，李庄是否同已经翻案的那些人一样是清白无辜的呢？这件案子是否有翻案的可能呢？我们依旧不得而知。 　　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的李庄，在还没有开始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前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举报，这在当时的律师界和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也给中国刑事诉讼辩护制度带来沉重的打击。但这种行为并没有违反我国的法律，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对于这种行为也是持间接鼓励的态度。李庄案之后，全国出现多起当事人举报自己辩护人的事件。可以说，李庄案的发生对我国的律师辩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撇开案件事实，撇开政治因素，笔者想讨论下李庄案审理过程中所涉及到刑事诉讼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律师的会见权。会见权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见面并相互交流，以此了解案件详情的权利。《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有权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权应当如何保障，律师在会见时与犯罪嫌疑人的交流的界限是什么？我国法律规定要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就是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只有通过会见，律师才能从了解犯罪嫌疑人对于被追诉之罪的想法和辩解，为他们提供咨询，以此实现帮助犯罪嫌疑人实施他们的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的目标。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却受到各种阻碍。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要求会见当事人的，应当经侦查机关同意。然而这项规定由于其界限模糊，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成为司法机关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的理由。即使允许会见，也会以各种理由进行监视或者监听。从李庄的证词及提交的音像证据来看，李庄第一次到重庆市江北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龚刚模隔着栅栏坐在李庄对面，双方间距在1.5至2米。龚刚模身后警察两人。据李庄介绍，自己和马晓军背后亦各有警察一人。这些事实，公诉方并没有否认。 　　其次是律师的阅卷权。阅卷是律师了解案件所需要的证据的最简单、最全面的方式，是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前提。保障律师的阅卷权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有利于法官公正的裁判，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平等。因此，保障律师的阅卷权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前者是“有权查阅”，后者是“可以查阅”，两字之差，意义却千差万别。依据《律师法》，阅卷权是一种由法律保障的权利；而在《刑事诉讼法》中，这种权利受到司法机关的限制，让不让律师阅卷由司法机关决定。在李庄案中，李庄称总共109套卷宗、180多位证人，而作为被告律师的他最终只看到十几份口供，反复与公诉方交涉，并未取得效果。辩护方在提到要查阅并希望公诉方提交相关证据时，公诉方的回答都是不方便透露、不方便提交。 　　第三是回避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拥有申请回避权。在具有法定理由时申请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或者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回避。李庄在申请审判员及公诉人和书记员集体回避时，被审判长驳回申请，理由是：法律未就集体回避有明文规定。当李庄逐一申请时，同样被拒绝。“集体回避制度”在我国法律中确实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如何定义“集体回避”这一概念？李庄所提出的回避申请是否就是集体回避呢？设想一下，如果合议庭所有成员均接受贿赂，是不是就不用回避了呢？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了，否则就无法合理解释了。我国法律并没有对需回避的人数进行限制限制，因此，无论是李庄申请合议庭集体回避还是分别提出回避申请，都是合理的，只要是不能避免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