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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理欲体验的动态模式 　　摘要：疯癫与文明所包含的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探究的主要课题并逐渐被现当代西方人作为审视西方文化的特有认知模式而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结合《疯癫与文明》所开启的理欲文化认知模式，同时以人的存在自由和疯癫与理性的存在自由为纵向标尺梳理和分析西方自中世纪以来以理性和非理性为核心的文化历史进程，有助于将二者从历史表现、动态交互关系、人文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刻批判。 　　关键词：理性与非理性；疯癫与文明；存在与自由；异化与体验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053-02 　　福柯认为，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疯癫与文明》中，他力图将疯癫效应从认识论的枷锁中释放出来，恢复人类主体被宗教、道德、法律、科学所摧毁的生命体验。一种对象分析走向一种知觉体验，这便是疯癫意识觉醒后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而这部被称之为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从另一个角度也展现了西方文化的运行轨迹和宏观轮廓，即西方文化可以归为一种理欲的动态体验模式。 　　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神学本质论以其绝对理性排斥人的疯癫体验。理性以至上的领导权嘲笑着人性的非理性萌发。当宗教以“甜蜜遗弃”的排斥方式，使人们在嗅到虚无的讽刺的同时，更夸大了这种绝对理性，实际上“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1]5可以说，中世纪人的感性体验是被固定了的，规范化了的以及为行会的规则所统辖的。 　　文艺复兴时期，那被放逐的愚人船却成了寻找自我理性的朝圣船。愚人船在流放中所获得的疯癫体验，戏剧、文学、版画、建筑等，各种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都逐步开始摆脱了中世纪绝对理性的说教，以意象的形式专注自身的疯癫。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精神的整合和超越。疯癫代价换来了他们追求的真理。他们挣脱了绝对理性对他们的排斥，疯癫的批判以非理性的方式建构了新理性，而与之对应的中世纪的神秘理性则因新理性的建构成为了对立的非理性。 　　“疯癫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真理和现实世纪，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觉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1]22疯癫意象对知识盲目自大的批判和讽刺的同时，为人们树立了道德这一面镜子。然而道德价值的批判脚步却停了下来，疯癫体验在批判中建构的凝固成了一种“没有意味的形式”，成为理性的随从和必不可免的仪仗队。疯癫，这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所获得的真理在古典时期被禁闭起来。所建构理性的标准开始规范疯癫的各种状态，用道德禁锢着疯癫产生的缘由。可道德因为作为一种符号认识，以一种静态记忆去支配和驾驭一种流动的理性。这本来就是一种荒诞的存在，而为了持续这种荒诞的存在，道德的外衣下，只能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将未完成的理性归于沉寂。道德被作为支配人情感的工具。打着道德的旗号，理性主体“搜捕、强迫、铐、命令、禁止、干涉、鞭折……”[2]519等等各种权威主义的谴责行为都有了社会意义。至少他们认为具有某种维护安定的社会意义和应付危机的经济意义。道德名义成了政治措施和经济策略最好的幌子。古典时期就是以道德作其代言人，以禁闭的方式进行其伦理经济的实验。正如福柯自己所说：“正是在某种劳动体验中，形成了这种经济和道德交融的禁闭要求。”[1]52安置劳动力体现了道德的升华，而禁闭则是依道德行事。那么安置劳动力就等于禁闭，工作义务就取得了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的责任和意义。劳动作为道德改造和约束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开始了行政措施下的肉体强制，道德训诫下的心灵统治成为古典时期禁闭的全新特点，这种理性的要求就是秩序对肉体和精神的束缚，对群体的压力趋向整齐划一。权威主义下的禁闭模式中，机构、秩序、道德、宗教、暴力等凝练成为一种专制综合体，实行着其绝对的统治。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禁闭的极端压迫引起了禁闭体制本身的混乱，禁闭自身也开始被疯癫化，它在分离与惩治疯癫时，使疯癫体验的力量变得愈加强大。疯癫意识在沉默中开始苏醒。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打开了禁闭的大门，力图减轻疯癫的程度，于是新的理性到来了，旧的理性因为被划入疯癫行列而成了非理性，疯癫获得了自由，从极端的非理性中分离出来，可是新的理性在重建社会中安置疯癫再次成了问题。福柯其实在第一章疯人被排斥时就说过，“这种方式将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去。”[1]78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关怀和资产阶级法律的制定，民主和法律开始有张有弛地对疯癫进行理性教育。理性对疯癫开始某种转化。理性使疯癫可以认识自我的状况，疯癫通过理性的规范使自我恢复理性下的自由并努力忘却那曾经的禁闭。理性主体的建构又担心疯癫体验使自身重蹈坍塌的命运。于是他不得不在为疯癫获得理性主体的自由后，使疯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我规范，仅此而已。这种看似妥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