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共谋架构下清水江文书抢救模式与多重保护机制建构研究.docVIP

政府与社会共谋架构下清水江文书抢救模式与多重保护机制建构研究 　　一、课题缘起 　　关于清水江文书原件的抢救保护与典藏，目前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和努力：一种是传统档案馆或博物馆的迁地集中收藏模式；另一种是以文书持有社区为主体的民间就地抢救保护模式，也称为生态博物馆模式或民间分布式保护模式。如果说档案馆或博物馆的征集收藏体现的主要是国家的关注和投入的话，那么以村寨为基础的民间就地保护模式的提出则体现了民间社会的努力及其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商或博弈。但是，任何一种单一的抢救保护模式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都不可能达到完全有效的抢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寻求多重机制的抢救保护。因此，传统的迁地集中征集收藏模式与民间就地保护模式之间不应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要结成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双重抢救保护机制。不过，仅有上述两种模式构成的二维向度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需寻求其他抢救保护措施，才能形成多重的立体架构，使清水江文书得到多层次、多渠道的抢救保护。本课题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来构建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的立体机制，以期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应政策，或为社区组织采取相关应对措施，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二、主要内容 　　（一）清水江文书的多重价值对多重形态立体保护的要求 　　清水江文书之所以亟需抢救和保护，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物质载体形态已处于不同程度的濒危状态，更主要是由于文书中蕴含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具有多重的价值。而正是这些多重的价值决定了它需要多重形态的立体保护。就学科的差异而言，不同的学科对清水江文书关注的面和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对文书中的多重价值会有不同的选择。例如，历史学者可能关心字里行间书写的史料信息；民族学者可能更关心文书文字符号后边的隐喻及其保藏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文博学或文化遗产学者可能关注文书的物质载体甚过文字里的故事。就自然科学而言，农学和林学学者关注得更多的可能是导致这些契约文书产生的混农林系统以及这个系统在契约文书中的表现形式；而生态学者从文书中看到的则是苗侗民族的生态知识或环保传统。因而，不同学科视野下的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所指的对象和内涵都会各有差别。有的只求抢救保护文字信息而不关注其原件载体状态；有的则强调整体抢救保护；有的希望将其作为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有的则更希望将其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来抢救保护。我们不能因某个学科的偏好而舍弃文书多重价值的其他诸多方面。建构一种以多方参与为基础的多重形态的立体保护机制是清水江文书有效抢救保护的不二选择。 　　（二）清水江文书的权利主体和主体权利分析 　　清水江文书是谁的？换言之，它的权利主体是谁？若对它开展抢救保护行动，会涉及哪些权利主体和利益相关方？这些都是需要给予解答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对“文书持有人”这个多义的主体进行解析。我们知道，清水江契约文书绝大多数都具有归户性和归寨性等特征，但有些因留传年代久远成了“散契”，不再具有归户特性。因此，“文书持有人”的概念指涉的既可以是某个具体的个人也完全可以是家庭、宗族、村寨这样的集体主体。其次，我们必须对“文书持有人”及其相关联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予以界定。就清水江文书的客体特性而言，其持有人权利至少会涉及到物权、文化权利、资源权、知识产权这4种权利范畴。 　　（三）现行两大抢救保护模式的竞合 　　在实践层面上，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保护主要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传统档案馆或博物馆的征集收藏模式，二是民间分布式的村寨原地抢救保护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实践操作层面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和共谋。由于清水江文书，这种民间文献遗产所具有的活态性，传统的博物馆和档案馆征集收藏模式遭遇了困境。但这种困境是否能够被克服，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对于那些零散分布的、已失去了“归户性”特征或“归寨性”特征的“散契”而言，迁地集中收藏的模式似乎比较有效。任何一种模式在实施过程中都会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独特的适用范围，村寨原地抢救保护模式也不例外。因此，这两种模式只有结成竞合的而非互相替代的关系才能相得益彰，使不同类型分布区里的契约文书都得到相应的抢救保护。 　　（四）保护区与保护点的设立 　　对清水江文书的集中分布区域而言，民间分布式的村寨原地保护模式可能比较适用。为了使这种模式具备可操作性，我们必须设立相应的保护区。在各个保护区的中心地带，还应建立清水江文书原地抢救保护的示范点。各示范点之间结成带状分布格局，辐射带动各个保护区，达成点面结合的效果。在每个保护区内和每个保护点上，社区参与式管理的制度必须确立起来，并且通过循序渐进的能力建设，提高社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文献遗产原创社区的主体性。在多重保护的机制里，保护区的设立和保护点的建设为民间分布式的村寨抢救保护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和实际运作的组织基础。 　　（五）行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