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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第三部门伙伴关系基于本土个案理论分析

政府与第三部门伙伴关系基于本土个案理论分析   〔摘要〕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兴起,在我国也初现端倪。文章在梳理了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的理论来源与理论脉络之后,以SQ社会工作服务社运作模式为例,通过初级文献资料分析、访谈两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认为政府与第三部门伙伴关系的达成,需要双方基于一个相互认同的目标,在一种相对自主、参与公平、责任明确、程序透明的框架中,实现一种优势互补、相互学习、包容适应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政府;第三部门;伙伴关系;运作模式;互动分析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4-0025-07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不断受到公共服务供给与市场经济成长的双重压力越来越面临着经济资源有限与公共财政不足的困境,以及社会公众的极度不满,因而不得不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重塑政府,特别是将市场和社会力量引入公共管理。这场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标志的“全球性公共管理革命”,逐步将传统官僚行政的“威尔逊―韦伯范式”更新或转换为“公共管理范式”。与此同时,随着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的兴起,以及“全球结社革命”的出现,民间各种力量在参与能力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也愈加变得强烈。在此背景下,政府与民间部门开始形成伙伴关系共识,倡导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提升公共行政效能与提高公共政策质量。   目前,公共与私人伙伴关系已成为世界各国政策执行的主要工具。在我国,政府与民间达成伙伴关系,并形成广泛案例的主要集中在政府与企业的“公私伙伴关系”模式,特别是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关于第三部门的理论研究,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公共管理学中较多,而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研究似乎并未引起广泛注意,所形成的案例比较少。但是,改革开放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各地的实验,以及各类民间组织的兴起,加之西方公共管理的广泛引进,使得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的本土化探讨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SQ社会工作服务社成立于2008年7月,系SD省第一家公益性民间社会工作综合服务机构。它产生的宏观背景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中组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积极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现实层面上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城市都加快了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进程。在此前提下,SD大学社会工作系与JN市LX区民政局合作成立SQ社会工作服务社,携手搭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专业化平台。就我国社会福利体系而言,这种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是新生事物①,很具有典型性意义:民间自发成立机构,直接提供社会工作服务,政府提供办公场地和政府支持。SQ社会工作服务社的运作颇具伙伴关系特点。然而,由于我国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处于起步阶段,运作仍不成熟,还有相当大的研究与改革空间,本文因此将以SQ社会工作服务社的机制运作为例,观察和研究政府和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的实践情形。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初级文献资料分析(LX区民政局、SQ社会工作服务社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与LX区民政局、SQ社会工作服务社的访谈两种方法。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回顾      对于当今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而言,第三部门是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事物,对其理解众说纷纭,没有定论。除了经常使用的“第三部门”这个概念之外,还有“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志愿部门”(voluntary sector)、“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非政府公共组织”等。本文并不准备对有关第三部门的相关概念进行区别,而取其普遍意义,即“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是一种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组成的非营利社团。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而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第三部门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自愿性、灵活性、专业性等特点,并已经成为公民社会(即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的基础和主体。[1](110)   事实上,任何有关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公民之间的组合都可以形成伙伴关系。为此,本文有必要界定一下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的理论来源与理论脉络。第三部门存在于社会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Market Failure/ Government Failure)、合约失灵理论(Contract Failure)、供给理论(Supply-Side Throry)、志愿失灵理论(Voluntary Failure)和第三方治理理论(third-party government)①。其中,前三种理论是预设第三部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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