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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意义下文学史写作 　　周扬自二十多岁就步入左翼革命阵营，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 　　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感到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 　　子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扬的确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周扬同志真诚地、动情地向那些受过伤害的同志致歉，同时泪眼模糊地剖析自己。在谈到30年代文艺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对鲁迅先生的意见尊重不够。作为一位文艺界长期的领导人、理论权威，他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与彻底性。 　　从历史的反思中向受伤害的同志表达愧疚之意，周扬首先想到的就是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比周扬同志长5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建国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到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到1975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冯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在这次历史的会面之后，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文章中两人胸怀宽阔，对历史有深刻认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因在文艺界工作多年，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种戏剧性关系，我也有所了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徐庆全同志才将这部《周扬与冯雪峰》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读完全稿，提提意见，特别表达了希望我为之写序的愿望。 　　《周扬与冯雪峰》全书25万字，比较准确地描写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彼此的牵绊、纠葛、恩怨，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读完这部书稿后，虽然对我很有启发，也让我颇有感慨，但要提笔写序却让我十分犹豫，难以落笔。 　　首先，虽然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作为一个进步的文艺青年，在上海左翼文艺界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音乐活动，与音乐界领导比较熟悉，但与周扬、冯雪峰、夏衍等人并未见过面。“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我虽然在报纸上看到，但认识不深。对于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关系，根本不了解。 　　其次，建国后，我直接在周扬领导的文艺部门工作，但与冯雪峰在工作上的来往不多。只听说二人之间关系不很融洽，我也不很关心。及到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批判冯雪峰，1955年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将冯雪峰定为文艺界大右派等几次“左”的批判运动中，扯到历史旧账，扯到“两个口号”论争，我都感到十分意外。我因对于这种伤人、伤文的批判斗争运动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总感到在运动中一些有才华的人被打倒很可惜，对工作、创作是很大的损失。加之我业务工作很忙，只参加了必须要求参加的一两次会，对整个批判过程基本上不关心。因而对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一些情况，仍旧停留在30年代的印象中。因此要我作序感到不够格，难以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