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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法性法理思考 　　〔摘要〕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厘清此问题在西方学术史中的流变显得十分必要。从这种对学术谱系的分析结论出发，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西方法学家对合法性问题思考的两种维度，并探讨了法对构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注：张烁，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博士，福建厦门 361000。)〔关键词〕 政治合法性；学术谱系；法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4-0079-07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的词汇，使用得非常泛滥。“合法性问题虽然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但是却并非某一个学科的排他性特性。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等也同样将合法性作为其优先研究对象。有关的图书资料已足以证明这一点。”(1)即便是在政治学的专业领域中，它也是“政治分析家们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2)事实和价值层面的双重使用更加凸现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哈贝马斯看得很准：“合法性概念的重要性已被承认，并已被这一事实所证明：所有的政治生活观察家都情不自禁地引用它；但与此同时，在谈论政治判断这一问题时(他们)保持缄默。”所以，“在欧洲，如果不是从梭伦开始，那么至少也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理论就从事于合法化统治兴衰存亡的研究”(3)，尽管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研究源自于近代的韦伯。 　　可以这么说，在西方语境里，合法性问题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学术传统所进行的政治哲学思考，本质上都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合理证明。他们通常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探究国家正义的属性及设计，通过一种关于国家正义论的道德哲学的建构来表现对合法性问题的思索。 　　 　　一、学术谱系的流变 　　学术意义上的合法性研究开始于近代。最早提出政治合法性概念的是马克思?韦伯。他认为，广义的政治合法性是指由道德、宗教、习惯、惯例和法律等构成的合法秩序。而狭义的合法性，是他所进行的合法性基础的类型化研究，即神圣魅力的统治、传统的统治和法理型统治三种理想类型。所谓“神圣魅力的统治”，是指被统治者信奉某个圣人、英雄和不同寻常的个人以及那个人的“使命”。合法性建立在某个超凡魅力人物的英雄气质、非凡品质和超凡神圣性之上；所谓传统的统治，是指服从基于传统型的惯例权威。合法性建立在对于习惯和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要求之上，如统治者可凭其世袭地位享有令他人服从的权威；所谓法理型统治，是现代类型的统治，被统治者相信“法治”以及按照法律规范得到适当授权的人拥有权力。合法性建立在对于正式指定的规则和法律的正当行为的要求之上，人们服从依照法规而占据某个职位并行使权力的统治者。(4)当然，在他看来，现实的政治秩序总是杂糅着这三种类型而完成治理的。 　　与同时期的学者一样，韦伯的思路仍是笛卡尔式的。他以近代分析哲学为基础，主张从经验观察的结果中，对权力现象进行科学主义的分析研究。在其所概括的三种合法性类型中，法理型对应着现代类型的政治秩序，即现代政治的政权合法性，必须包含着合乎法律程序的内涵。尽管韦伯的研究是中立性的，但这种古代与现代的理论排序，实际上就已经蕴含了他对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意义的倾向性理解。在这一点上，他的思路又是达尔文式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是进化发展的，当社会从古代发展到近现代，其统治的合法性类型也要随之跃迁。韦伯所建立的合法性研究的学术框架和分析结论，对后来学者影响颇深，而法理型统治也成为西方学者用以解释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种经典解释传统。 　　另一位对合法性研究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是哈贝马斯。他高举着价值大旗来批评韦伯研究中过分地从经验角度研究合法性问题，试图将经验研究和传统的价值主义融入到合法性概念里。“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一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在事实上被承认。”而“如果合法性信念被视为一种同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现象，那么它的外在基础也就只有心理学的意义”(5)。他所提出的合法性概念是经验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强调的是一种民众对政治权力在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与忠诚。 　　通过对国家合法性演进类型的历史研究，哈氏认为政治合法性，也即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是与古代神话、宇宙论、新自然法的社会价值规范相联系的。合法性类型的跃迁是伴随着某种思维的萎缩而发生的。“在文明的时代是伴随着神话思维的萎缩而发生的；在现代则是伴随着宇宙论的、宗教的、本体论的思维的萎缩而发生的。”(6)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的最大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