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史上段文杰时代.docVIP

敦煌研究史上段文杰时代 　　段文杰对敦煌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敦煌艺术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索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敦煌壁画临摹方面不仅个人成就卓著，而且开始了科学总结，为创建临摹学的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近70年历史中，共有三位领导人，即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在全国的科研院所中是绝无仅有的。也为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以一个个案探讨学术机构的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1980年，中共甘肃省委对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调整，调整和加强了领班子。在这次调整中，段文杰被任命为第一副所长，并实际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从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到1998年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的18年中，既是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的18年，也是敦煌研究院学术进步、走向世界、机构建设的黄金时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将其称为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时代”。 　　“段文杰时代”是敦煌研究院各项工作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都与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就是段文杰先生亲自筹划并领导实施的。 　　第一，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第二，创办《敦煌研究》；第三，创建敦煌研究院；第四，延揽及大力培养人才；第五，加强敦煌石窟的保护；第六，创建年国敦煌石窟葆护研究基金会；第七，为敦煌研究走向世界而努力。以上各项工作都是在段文杰先生的领导下实施的，有些就是段先生具体操作完成的。而且许多都是开创性的，为敦煌学的繁荣及走向世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段文杰先生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或者是什么成就了段文杰，创造了一个“段文杰时代”？ 　　人的一生可能遇不到机遇，或者遇到机遇而抓不住机遇。既能遇到机遇又能抓住机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是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段文杰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历史创造了段文杰，而不是其他人，自然有其各方面的因素，或者说是段文杰本人创造了自己。 　　我个人认为，是以下因素创造了段文杰： 　　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自尊心。 　　爱国主义是段文杰那代人心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当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时，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高涨的民族主义笼罩中国大地的时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向科学进军”，“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是当时国人的共同心愿。 　　据段文杰自述，他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总是在我头脑中萦绕，这就是如何推动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迈开大步向前发展。在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的石窟艺术和敦煌文书各科项目的研究完全停止。而香港、台湾的敦煌学者和日本、法国的学者在对敦煌文化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79年秋，第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吸引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目光。此外，俄、美、英等国也都有一定的敦煌学著述问世。国际敦煌学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是十多年的空白。无怪乎一位日本学者发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断言。这种言论的流传，使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但是，扼腕叹息无济于事。我们只有抓紧时间，急起直追，多出成果，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的步伐”。 　　他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前言》中说，当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了一股冷风，说甚么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却在外国。每一个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对此，心情确实是不平静的，特别是长期在敦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更是憋着一股‘劲儿’”。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感召下，“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十年规划中提出了组织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其目的就是“比较全面地展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成就、新水平”。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的编辑出版“不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开创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会使敦煌学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同时也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敦煌学的繁荣”。 　　1980年编辑、1982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也是“坚持敦煌工作十几年和数十年的研究人员，怀着对文物事业的 　　责任性和扭转敦煌文物研究在国际上处于落后地位的革命热情，重整旗鼓，埋头苦干”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第二，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 　　在敦煌研究院近70年的风风雨雨中，肯定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尤其是经历过“反右”、“文革”，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恩恩怨怨也属正常。但如何处理、化解这些矛盾，则需要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