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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效应非对称性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引入垄断竞争、信贷约束等非完全竞争因素，考察了我国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传导机制。参数校准后，模拟分析发现，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明显负相关，与房价表现为初期负相关、后期正相关，两者呈现非对称性；政府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与非房地产投资初期负相关、后期正相关，这两者也呈现非对称性。同时分析表明，在我国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的非对称效应的传导机制中，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负财富效应、居民理性收入预期和土地财政担当重要角色。 　　关键词：政府投资；房地产；非房地产；非对称；DSGE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18（01）003508 　　一、 引言 　　1998年以后，住房的实物分配制度成为历史，按揭政策正式实施，房地产业亦突飞猛进。房地产业除了作为居民的住宅需求之外，还被一些社会闲置资本用来投机，进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炒房行为，资产配置不公平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严重威胁我国的社会稳定。“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也写入了十九大报告。近期，在住房投机需求遭遇国家行政限购干预的情况下，不仅购房数量出现短期下降，而且房价上涨态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然而，房地产部门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我国政府通常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分强调大政府的作用，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被政府广泛采用以谋求经济发展。2003年至今，我国的房价居高不下，尽管政府出台了密集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收效甚微，开发商拿地建设房地产的意愿越来越强，房价泡沫也越来越大。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导致一些房地产企业资不抵债，一些地级市的楼盘建设一半就因为资金问题被搁置，虽然房地产的投机需求近期有所下滑，但是购房的刚性需求难以抑制。由于房地产作为当代宏观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量地位的削弱，给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房价高企、楼盘空置以及居民购置房地产受限，这些不合理的经济现象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非房地产部门的发展态势却一直不佳。此外，政府投资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然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产生非对称性的影响。 　　国外关于非对称性的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在扩张和收缩过程中，常常具有显著的非对称特征，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动态协同演变，作为经济稳定器的财政收支也呈现出相应的非对称性[1]。近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乘数效应，财政政策的“挤出”和“挤入”效应学术成果颇丰，缺乏针对财政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研究，探讨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效应的非对称性文献更是屈指可数。Sorensen和Yosha[2]研究认为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性是由政府机构遵循预算平衡导致的。Christiano等[3]和Woodford[4]研究发现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名义利率降为零，政府投资拥有较大的财政乘数，直观来看，是因为当经济萧条时，政府扩大投资必然对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入效应。理论上，财政政策减缓经济衰退相比抑制通胀更加有效，财政政策效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具有非对称性，而且国外学者认为财政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流动性约束[58]。 　　同样，国内学者对于非对称性的研究也主要在货币政策上聚焦[910]，针对财政政策非对称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在研究视角和模型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针对财政政策非对称性内涵界定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首先是指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响应不一致。刘金全等[11]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收支和预算盈余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非对称性特征明显。储德银和童大龙[12]认为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凯恩斯效应。其次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就是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对产出和价格所产生的宏观调控效果有明显差异。王立勇和李富强[13]认为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 　　房地产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趋势整体一致，房地产繁盛时期，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房地产萧条时期，经济发展步步维艰，所以房地产问题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同时，为了研究我国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效应非对称性的传导机制，笔者遵循研究经济冲击传导机制的通常做法，选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框架来研究。国内学者研究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影响的成果不多，董昕[14]发现政府对房地产的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同时，国内外有关房地产问题的研究中几乎还没有在DSGE框架下来讨论政府投资与房地产问题。 　　在国外，有关研究房地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