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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和政治关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研究 　　摘要：选取2004-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政治关系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中国在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上，中国在沿线国家OFDI偏向于监管质量完善、民主化程度较高、双边签订BIT协定且国家?P系良好的东道国；通过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沿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政治关系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2）在发达国家，双边投资协定与法律风险存在替代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关系与腐败控制、政治稳定存在替代效应，同民主制度存在互补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倡议者，需高度重视政治关系在引导、支持和保障企业跨国投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OFDI；政治风险；政治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7.01.0002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凌丹（1963-），女，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等领域研究； 　　张玉芳（1991-），女，湖北省仙桃市人，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研究。 　　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过去十余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迅猛，对其直接投资存量由2003年末13.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末925.8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由2003年的3.96%提高到2014年的10.5%，这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2015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直接投资总额达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表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长。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需求较高，投资空间巨大，投资前景广阔[1]，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战略高地。 　　然而，“一带一路”沿线涵盖国家众多，且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资源禀赋各异，宗教文化差异大，地缘关系复杂且多为政治“破碎地带”，政局动荡，投资风险较大。因此，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政治关系为重点因素研究其政治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于中国企业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把握投资机遇，规避投资政治风险，获取预期投资收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文献主要探讨OFDI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周五七[2]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应从周边国家开始，逐步扩大到中东欧地区，增强战略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刘瑞和高峰[3]概括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传统产业国际产能合作的三个方向：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产能合作首选国家为印尼、印度、哈萨克斯坦；西亚北非地区首选国家为沙特；中东欧、独联体首选国家为波兰和俄罗斯。学者们以往对中国OFDI影响因子的研究多从经济层面探究，且已形成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但是伴随着恐怖主义、政治暴力、武装冲突、反政府运动等持续发酵，全球政治环境不稳定的问题日益突显，政治因素对OFDI的影响已不容忽视，因而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目前，学者们基于政治因素视角，对中国OFDI的研究主要从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二是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对中国OFDI的影响。 　　目前学者就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影响的研究结论还未达成共识，究其原因主要为：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 　　2014年官方公布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但巴勒斯坦相关数据缺失较多无法收集，为确保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故将巴勒斯坦从样本中剔除，选取“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并收集2004-2014年相关数据，且依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经济体类型划分标准，将这64个国家划分为13个发达国家、51个发展中国家，详见表1。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在一些国家并不连续出现0值和负值，以往的研究都会将这些国家从样本中剔除，这不仅减少了数据量，甚至有可能给模型估计结果带来偏差，因此本文依据Busse和Hefeker的方法，对数据进行转换，转换后的因变量为ln（OFDI+（1+OFDI＼+2）1/2），其中OFDI流量数据来源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