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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转型视野下环境政治学研究 　　编者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是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环境政治学的系统性建构，已出版专（译、编）著《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欧洲绿党研究》《当代欧洲政党政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等20余部，并在（英）《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英）《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英）《当代中国事务》（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英）《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欧洲研究》《政治学研究》《现代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国内外知名杂志发表论文近300篇，近年来主持“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主要流派研究”“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等国家、省部级课题10余项，对于推进环境政治学研究的议题领域拓展、研究层次深化、学科体系优化、中西方研究交流与争鸣等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下面的访谈中，郇教授在人类文明转型视野下比较分析国内外环境政治理念与实践，从一种更明确的中国学者主体意识来探讨当今中国的环境政治议题，欧美绿党政治与中国环境社会运动的新进展，以及中外可持续发展与转型实践。这种明显呈现为一种“从西方到东方”的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阐释，将会为处在重要转折阶段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与环境政治学发展提供积极参考。 　　胡颖峰：郇老师，您好！就从您2018年出版的新著《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谈起吧。在这本专著的开篇导言中您提到，今天的学者“已经有着更充分的理由与自信来谈论环境政治”，请您简要地谈谈自己对“环境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 　　郇庆治：对于“环境政治”这一概念的意涵，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作了一个初步的界定①。具体说来，环境政治（生态政治或“绿色政治”）在理论层面上指的是人类如何构建它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其中包括人类与地球及其生命存在形式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而在实践层面上指的是人类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对某种类型生态环境问题或对生态环境问题某一层面的政治认知、体验和感悟及其应对。相应地，环境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或“绿色政治学”）在内容上分为密切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绿色思潮（生态政治思想或理论）、绿色运动（环境社会政治运动组织或团体）与绿党（绿色政党及其政治或政策），以及按照政治意识形态激进程度或颜色深浅区分的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两种类型。 　　而在2007年出版的《环境政治国际比较》一书中①，我又进一步强调了环境政治的国际比较维度。其主要理由是，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政治，不仅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政治舞台而展开的，不同政治角色解读、消化和回应生态环境议题的新型政治现象（当然也应包括民族国家之内的不同区域与地区性环境政治），还是一个基于不同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的、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政治主体，在国际、跨国或全球层面上就生态环境议题展开的既冲突又合作的非传统政治过程。相应地，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的意义上，环境政治学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国际（全球）政治。 　　可以说，经过上述补充或扩展之后的?h境政治（学）概念，不仅在自身周延性上变得更加完整与系统――同时涵盖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而且也更加符合当今世界绿色变革之现实可能的客观需要或实际。也就是说，在一个经济、政治甚至文化日益一体化（均质化）的星球上，我们已很难设想，绿色的“星星之火”可以独自地“绿化（燎原）世界”，甚或得以持久延续。换言之，“地方思考、全球行动”（或“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已经成为环境政治实践的一种必然性要求。著名的《环境政治学》杂志在其办刊宗旨中强调，它集中于探讨工业化国家中“环境运动和政党的演进”“公共环境政策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制定与落实”“来自环境运动组织或个人的生态政治观念”和“重大的国际环境议题”②。应该说，这种界定与我对环境政治（学）的上述理解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关注对象显然不应局限于欧美的工业化国家。 　　胡颖峰：您尤其强调，中国环境政治学的阶段性提升和成熟，亟需我们能够适时实现一种“从西方到东方”的研究转向，可否具体谈谈？ 　　郇庆治：在我看来，环境政治学研究“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向，主要包括两个维度或层面：一是中国议题关切，二是文明转型视野。 　　先说“中国关切”。简单地说，中国的环境政治研究，应该着力于探讨和应对中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