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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与实践悖离 　　摘要: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20多年里,一方面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实践对文本的不断偏离,致使村民自治难以充分实现其治理绩效。文章借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以及制度分析与行动者概念,通过对村民自治生长与变迁路径的解读,合理诠释了其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与具体实践间的悖离,应归因于国家在村民自治的制度建立与实践运作过程中限制了村民的主体性,因而难以实现其基层民主训练的愿景。 　　关键词:村民自治;文本;制度变迁;行动者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1494(2010)01-0059-06 　　收稿日期:2009-10-05 　　作者简介:王生坤(1986-),男,安徽安庆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管理。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世界六大民主之一”[1]的村民自治制度。然而村民自治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式演进,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表现出了复杂的复线式发展,并没有成为学界所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2],反而不断凸现其文本与实践的悖离。本文首先对村民自治的文本表述进行解读,然后讨论村民自治的实践运作,探讨二者悖离的根源所在,最后就此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村民自治的文本表述 　　 　　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是通过一系列文本的方式不断推进的。对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的分析可以更好地认清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所在。 　　1982年修订的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宪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成员应由选举的方式产生,并且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基本职能。藉由宪法的规定,村民自治不再是农民自发的创造性活动,而成为了国家主导的农村基层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国家开始在村民自治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宪法的规定使得村民自治的试点在全国纷纷开展起来,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在此通知中对村民自治制度做了进一步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按村民居住状况设立。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要由村民选举产生。各地在建乡中可根据当地情况制订村民委员会工作简则,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制订全国统一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有些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了农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的地方,当地群众愿意实行两个机构一套班子,兼行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能,也可同意试行。”《通知》在1982年宪法的基础上,对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范围有所扩展,其“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将一些政府的职能赋予了村民委员会,从此村民委员会在制度上除了要对村民负责以外,还要完成上级政府赋予的任务,村民自治从此游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虽然有宪法的规定,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文的强调,但是村民自治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展开,因此在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有大篇幅的关于村民自治的描述:“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地方,特别是经济困难地区的村(居)民委员会组织不健全,甚至无人负责,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地要采取措施,认真整顿农村基层组织。要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教育基层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积极带领群众勤劳致富,遵纪守法,抓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其次是组织整顿,要帮助村(居)民委员会建立健全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工作委员会(组)和各项工作制度,妥善解决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经济补贴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经济特别困难的地方,地方财政要帮助解决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经济补贴。补贴面可以小一些,但一定要落实。村(居)民委员会要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大力开展创建文明村、评选五好家庭等活动,发动广大村(居)民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民主管理,以进一步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服务的作用。”可以看出,村民自治这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