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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繁荣生态学启示 　　编者按：当下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发展面临哪些困境，又具备哪些现实资源？如何实现跨文化对话交流？复旦大学教授张庆熊从生态学视角剖析中华文化的繁荣之道。 　　把文化视为生命系统 　　当代贵州：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现状，其传承发展面临哪些困境？ 　　张庆熊：国家的强盛不仅在于经济，更取决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市场经济在实现合理调配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金钱至上、消费至上价值观念的滋生。如何应对这一状况，化解时代性的整体迷茫和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危机，从而实现文化的繁荣振兴？这就要求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传承发展有清醒的整体把握。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知识界开始思考这些难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充满了紧迫感。 　　目前，有关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存在三种极端观点：照搬西方模式崇洋主义、守旧僵化复古主义以及教条式极左思潮。这三种观点立场虽然对立，但其思想方式是相同的，即都采取一种不顾国情、不顾国内外新发展的状况、不深入分析的“非此即彼”思想方式。事实上，这三种对待文化的机械论观点，无论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还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都是有所阻碍的。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还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我个人感觉，生态学方法论是一条重要思路。 　　当代贵州：如何理解“生态学方法论”？ 　　张庆熊：从生态学角度考虑，任何生命系统都是开放的，都需要在与其他系统的交互转换中才能生存。比如植物的根要生长在土壤中，要吸收水分，叶子要通过阳光在空气中产生光合作用，植物与植物、植物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既存在相互竞争，又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同理，文化可视为一种更加高级的生命系统，并且这个系统不是封闭式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用一种有机生命体的观点看待文化交流和文化生长问题，以多视角方式看清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融合。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文化在其传承根基和开放环境下的发展问题，从而深刻领悟其意义和价值所在。 　　这一生态学方法论体现在具体语境中，就是要弄清楚面对外来文化，我们对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不同文化区域中的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否可以交流、互相学习？评判它们优劣好坏的标准又是什么？不难看出，这里首要解决是两个基本维度――“自观”和“他观”。前者是站在本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自身，后者则是站在其他文化立场来反观自我。两者必然存在差异，并且这些差异构成了跨文化对话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动力。 　　东西文化借鉴的可能 　　当代贵州：文化要对话交流，首先得对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有一个整体认识，你觉得东西方文化各自具备哪些特点？ 　　张庆熊：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融合道教和佛教的文化。宋明以来，儒道佛默默地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工合作：以儒家治国，以道家审美、养生和解释自然现象，以佛家对待来世，三家互相承认对方的某些合理成分。其中，儒家文化因其注重日常生活切身经验和道德修养，以仁爱孝悌之心处理人际关系，在政治上又主张实施仁政，以家庭间各成员的和谐关系为原型来思考和规范国家中君臣关系及君民关系，加上对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故而最终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如果对西方文化传统做一个最简洁的概括，可以把它说成是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和基督教伦理的结合。西方人常说，希腊哲学告诉他们如何区分真与假，罗马法律告诉他们如何区分合法与非法，基督教伦理告诉他们如何区分善与恶。这一说法并不过分，因为当代西方的科学、法律、伦理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三者之上。可以说，现代西方数学化、公理化的科学形态，与其在认知上重视理念、范畴、原理、逻辑推理和理论建构不无相关，如果没有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对范畴体系和形式逻辑的研究，这种科学形态是不可设想的。此外，现代西方重视法治国家建设、重视权力制衡，也与罗马自然法的思想有关，而现代西方伦理观念尤其道德规范内容，仍然是基督教伦理的继续。 　　就其显著特点而言，儒家社会思想是以“家”、“国家”、“天下”为核心概念，而西方则以“个人”、“社群”、“共同体”为核心概念。明白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比较儒家“仁政”、“天下一家”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思想，从而在文化、思潮的彼此“对观”中获得新知识、新思路和新视角。 　　当代贵州：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具备哪些可以借鉴和互补的部分？ 　　张庆熊：东西方文化之间可以借鉴和互补的地方很多，在此仅举两例。首先在社会构建上，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乃是以“家国一体”为基本特征，正因如此，儒家孝道的意义也就不仅限于家庭，甚至常常被作为一般的政治准则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仁”的发展即与此有关。对于劝导君王实施仁政和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而言，这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