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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典教学应把握原则 　　近年来，多个省份将文化经典著作列入高考考试范围，反映出语文学科对学生文化素养的要求，符合新课改重视语文作为母语教育的精神哺育功能的理念，也是顺应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的表现。文化经典热持续升温，这既是国家实力大增后必然的文化回归现象，也是对于“文革”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的一个反拨，这对服务经济、繁荣民族、造福人类而言，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也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令人吊诡的是，文化经典热持续升温之时，恰是鲁迅作品逐渐淡出语文教材之日。鲁迅以其博大的思想、卓越的才华、辛辣的文笔、坚韧的战斗风格，深得语文教材界的喜爱，至20世纪90年代语文教材选入的鲁迅作品仍然多达30篇。然而种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教师们对鲁迅作品的隔膜不懂，对鲁迅思想的错误解读，对鲁迅“民族魂”的拔高阐述，让学生“谈鲁色变”，对鲁迅作品望而生畏，编者寄希望于通过鲁迅作品中丰富的国民性内涵，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实现有效引领未成年人的梦想成为泡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文化经典教学不能重蹈覆辙，文化经典教学应正本清源、返本开新、与时俱进，把握好教学原则。 　　一、正本清源拒儒术 　　目前尊孔已成社会主流，本文不再赘述。但现在总有一些人喜欢把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清末的衰落耻辱，归罪于孔子的思想，把政治化的东西归罪于文化，这是错误认知，也是我们语文教师要厘清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文化经典教学，不拒儒术无以尊孔孟，不正本清源无法去伪存真，只有厘清精华与糟粕，才能真正把儒家经典的精华、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扬光大。我们要向学生们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儒学分成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内涵不一：孔孟原创儒学，体现为道德行为准则；汉唐儒学，是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宗教化过程；宋明儒学，儒学吸收佛道思想开始理论化，并形成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之过程；现代新儒学，则重在把儒学与当时传入的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如此说来，孔孟儒学与两汉儒学、程朱理学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要弘扬传承的恰是孔孟原创儒学。为了方便论述，我们暂且将两汉以后的儒学称之为伪形儒学或儒术。尽管这种伪形儒学源自孔子，但显然与孔子无关，也是作为先知者的孔子不能、也不应该负责任的。举一个例子，希特勒曾非常喜欢尼采的学说，是不是因为希特勒的法西斯政策就去否定尼采的伟大呢？ 　　笔者以为，孔孟儒学与伪形儒学有三点不同。 　　其一，社会角色不同。孔孟是当时体制的“异见人士”，是当时执政集团的批评者，他们言论的重心都是在向执政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和斥责的话语。孔子从来都不是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各国国君，夸奖不多，指斥不少，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们改邪归正，劝告他们爱惜民力，富民教民。其原创之道，就君臣而言，主要是针对君的，就官民而言，主要是针对官员的，“苛政猛于虎”的叹息，也主要是叹息给执政者听的，结果没有一个国君愿意接受他们，更不想实践他们的主张，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与“温而厉”的孔子异曲同工，孟子更是将大丈夫人格发挥到极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那正气浩然、高度自信、傲岸清高、藐视权贵、激烈尖锐、刚直坦率的人格形象，孟子从不轻易与统治者合作，总是以“君王之师”自居，并迸出了“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著名思想。据说明太祖朱元璋读到此处，怒不可遏大骂道：“孟子这老儿，若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移出，后又删《孟子》语录85条，余为《孟子节文》，并下令科举以《节文》为主。 　　伪形儒学则始终是历代封建体制的维护者、迎合者，他们对当政说的话淡化了、弱化了、忌讳化了，君轻民贵的话更不敢说了；或者把孔孟说给当政者听的话扭转为针对民众去说了。如原本针对君王官员的“闻过则喜”，“三省吾身”，转而让民众去身体力行；或者把给民众说的话一步步强化，提升到重要位置，成为民众的人生之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本来是指导规范君王和官员道德行为的孔孟之道，变成了指导规范老百姓道德行为的孔孟之道，变成了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和道德利器。这不是孔孟和孔孟之道的过错，而是孔孟的不幸。 　　其二，社会功能不同。孔孟学说是爱人、立人、达人的智慧之说。孔子思想究其根底，仁字唯一，仁有三义，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三是君子之仁。故孔门之学，被称为仁学。孔子仁学成为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力量源泉，奠定起我们中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处事原则和民族性格。而孟子思想最闪光、最具进步性、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他的民本思想，时至今日，这种思想仍闪耀着民主的光芒。 　　伪形儒学则是治人、吃人、约束人的实用之学，王霸杂用，儒法糅合，孔孟原创儒学之道统几近断绝。西汉初年董仲舒突然发现孔子思想中的一些实践价值，并从中找到了能够为统治者所用，有利于巩固统治的伦理精华与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