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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变迁对一带一路影响分析 　　摘要：根据“文明”的“经济一社会”涵义，可以认为技术进步、组织变化、规范的相对成熟以及社会流动的增加均可构成当代世界文明变迁的主要子集，而它们对于宽领域、多层次的一体化能够形成长期且卓有成效的深层次推动力。当代世界文明的多向度发展对于全方位的区域一体化建设也具有潜在的风险因素，它不仅可能激化区域内业已存在的政治矛盾，还会随着多元行为体的加入提升治理的难度，给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国际治理带来挑战。就此而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首倡者，中国需不断发掘、利用当代文明变迁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助推这一战略的实施，通过发挥国家的主体能动性建立相关机制和规范，保障“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成功地付诸实现。 　　关键词：文明变迁 “经济一社会” “一带一路” 动力机制 风险机制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1-0080-92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与10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际提出。这一战略构想自出台以来即备受关注――一方面，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一带一路”从战略空间上进一步聚焦了中国长期的发展方向，对海向外交与陆向外交予以同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中国的对外开放而言，“一带一路”成为政府引导、官民并举、多向拓展并旨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框架，它从根本上服务于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这一目的，通过将产品、劳务、服务以及规范“走出去”纳人其中，谋求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一带一路”是由官方倡议，以吸引不同国家、地区、国际机制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为宗旨的长周期、多领域、深层次的战略框架。学界对之给予广泛关注，其中不乏从国家战略视角形成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国家战略能够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因此，笔者试图以“文明变迁”这一能够涵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概念为切入点，讨论其对“一带一路”建设所造成的影响。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文明”的“经济一社会”含义，并在理论层面上讨论文明变迁如何对国家战略产生影响。第二部分分析当代文明变迁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即技术进步、新型国际分工、标准的演进和社会流动怎样形成一体化的动力机制。第三部分探讨文明变迁给“一带一路”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在技术、产业结构、跨境利益发展和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体化将面临管理难度增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甚至安全隐患等风险。在最后的结语部分，笔者在对前文加以回顾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需自觉、主动地通过政策保障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国际机制的创新等方式消解文明变迁的潜在风险，从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并有效地应对因本国崛起而面临的挑战。 　　一、作为“经济一社会”的文明及其变迁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在宏大的世界历史视域下，国家战略是文明变迁的产物，其意图、偏好、价值取向及具体操作与它从中产生的时代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风貌密不可分。正因如此，有必要对“文明”作出概念上的界定，同时还需就文明变迁如何对国家战略产生影响展开分析。 　　（一）文明的“经济一社会”涵义 　　“文明”是社会科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从既有成果的有关定义看，不同论述主要从“特性论”和“共性论”两个角度对之进行比较。“特性论”旨在突出文明因族群、地区、人种或宗教所表现出的差异，它形成于对其的横向比较，主要涉及社会风貌、语言、艺术样式等精神性因素。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对文明的定义是“一种脱离食物生产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社会状态”，文明被界定为“脱离物质”的社会存在现象。这种定义赋予文明“精神性”的特质，文明因此构成族群或地域空间的身份标签。国际关系研究中对文明的诠释也具有强烈的横向比较色彩，例如卡赞斯坦（P.Katzenstein）通过民族（或地区）间的行为传统差异论述当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塞缪尔?亨廷顿（S.Huntington）将文明定义为文化实体，即包含行为单元彼此间的异质性的“文化认同最广范围”，因此文明之间也因这种差异性存在真实（尽管模糊）的界限。 　　“共性论”将族群、文化、宗教等差异置之度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水准意义上对文明加以论述。《汉语大词典》对“文明”的解释之一，即“较高发展水准的社会状态”，使这一概念具有历史纵向上的比较含义。历史学家基佐（F.Guizot）认为，文明依靠两个条件（标志）得以显现：社会发展（进步）与个人发展（进步），这一认识赋予“文明”时间维度上的变革意义及超越民族文化差异的理解思路，并以“普遍主义”的口吻认为，作为社会进步之标识的文明应包含物质水平的整体进步与社会互动的公正化。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将文明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