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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经济成效评价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摘 要：整理近10多年来我国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经济成效评价方面的文献后发现，虽然主流意见对林权改革的经济成效持肯定态度，但是林权改革成效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却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鉴于已有文献在数据、方法等方面存有诸多不足，未来进行长时期、多类型样本、从制度设计到执行全程、效率与公平兼顾、经济社会影响与生态环境影响综合评价，并采用规范的定性研究与严谨的计量方法相结合，将配套政策的绩效也纳入林权改革成效的效果评价体系中，研究视角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是科学评价林权改革成效及探明制度完善之路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成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DF46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2.11 　　一、引言 　　2003年、2004年在福建、江西等地掀起的新一轮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集体林权改革”、“林权改革”或“林改”），被认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必将提高林农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目前，新一轮林权改革实践已逾10年，改革的成效到底如何，有没有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由此，我国集体林权改革进入了深化阶段。尽管如此，林权制度安排仍处于不完备的状态，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迫切地需要对这8年来全面推进林权改革的成效进行评价并总结经验、找寻完善之路。 　　事实上，自我国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实践伊始，改革的成效问题就一直被学者、决策者、林业工作者们普遍关注。本文拟回顾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成效方面的国内外文献，力求呈现相关研究的全貌及最新进展，并总结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希望对今后正确评价林权改革的经济成效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集体林权改革经济成效评价国内外研究概述 　　（一）国外学界对中国林权改革经济成效评价的研究 　　1.国外学界对中国早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林权改革成效评价的研究 　　中国的林权制度变革及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前提。国外学者对中国林权改革的研究不多，关于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效果评价的文献则更少。他们在介绍中国集体林权改革背景及制度演变的基础上，主要分析了早期集体林权改革的制度绩效及影响因素。Song Yajie等人认为，林业家庭股份合作模式有利于调动林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林业生产力[1]。Horst等也认为，中国林业家庭经营模式有益于林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双重目标的实现[2]。但是，由于林权改革政策不稳定（频繁变动）及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林权改革的效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例如，林业政策或产权不稳定是影响用材林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而采伐限额许可、税费负担以及价格管控等制度约束，降低了早期林权改革的效果[4]。在中国南方地区，由于林业市场管控、价格扭曲和产权不稳定，林业生产激励不足，木材生产数量减少，无法满足扩大的木材市场需求[5]。南方林权改革对林地增加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受制于采伐限制等制度约束，林权改革对木材采伐量并没有产生积极效果；而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显著地影响了农民造林与森林经营的积极性[6]。林权改革本身对农户增收可能并无什么效果，农户收入增长主要受制于诸如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环境等外部因素的约束[7]。 　　综上，国外学者围绕中国早期林权改革的研究表明，产权不明确、政策不稳定以及一些制度安排不合理，最终制约了林权改革的效果。这些重要的经验认知，在后来的新一轮林权改革实践中得到了重视。新一轮林权改革在政策及实践方面，均体现了进一步明晰产权、稳定产权的价值取向。 　　2.国外学界对中国新一轮集体“林改”成效评价的研究 　　国外关于中国新一轮“林改”的文献较少，部分学者分析了“林改”的初步成效。基于2006-2007年在福建等8个省区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林改”后，农户林业收入有所增加[8]，林业生产投资增加[9]，“林改”仅对实施当年的造林面积有显著的正影响[10]。Chen 和Innes基于福建永安和江西铜鼓的案例研究也发现，新一轮“林改”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11]。有学者对农户林业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12-13]。这些研究表明，金融信贷及技术支持、适度减少砍伐限制有助于农户增加林业投资；林业产品较高的价格，对林业生产投资会有正向激励；农户非农收入越多，劳动力机会成本越高，进行林业投资会越少。一些学者介绍了中国的“林改”，指出在主体改革后要加快配套改革、改善政策环境、调整措施等，实现资源增长、生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