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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宗教法与宗教管理 　　内容提要：自1946年颁布“宗教法人令”，日本的宗教法历经十余次修订，但其一贯的原则都是宗教自由、政教分离，政府对宗教法人的自治权和自律权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宗教界内部的管理方面，“宗议会”制度和“责任役员”制度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和平等的原则，为战后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由于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民主化管理，宗教在日本战后获得了很大发展。但1995年的“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对宗教法做出了重大修改，在尊重教团的自律性前提下强化了政府对宗教教团的管理，宗教团体的活动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日本　宗教法人法　宗教管理　宗议会　责任役员 　　作者简介：张文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 　　根据日本文化厅编《宗教年鉴》(2006年版)，信教总人数达2.1亿多人，超过了日本的总人口。而全国的宗教法人总数也达18.2万余个。宗教活动场所遍布全国，宗教在日本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宗教法人分为“神道教系统”、“佛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以及“新宗教系统”，但无论从组织的严密性、信仰者的人数还是从社会影响力来看，佛教系统的教团(包括传统的诸宗派和佛教系新宗教)都处于突出的位置。自圣德太子在604年颁布“十七条宪法”，明确将“敬奉三宝”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佛教就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一直到今日仍然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下面以佛教界为例对日本的宗教管理制度做一考察。 　　一、战后日本宗教法的演变 　　日本最早关于宗教的法律是1940年颁布的“宗教团体法”。因为这一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正当军国主义、天皇崇拜尘甚嚣上的战争时期，所以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如神社神道被定位于国家意识形态，而不是宗教，所以不受“宗教团体法”的规范。这就为违背现代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神道的出现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此法还赋予文部大臣和地方长官极大的权限，不仅宗教团体的设立和宗教法人资格的取得要得到政府的审批，而且宗教团体领导人乃至寺院住职的任命都需要得到政府的认可。在政府认定宗教团体及教职人员的活动“妨碍社会秩序的安定，违背臣民的义务”时，可以对宗教活动进行限制、取消，可以取消教职人员的资格乃至对宗教团体进行取缔。 　　战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12月28日，废除了战时的“宗教团体法”，颁布了“宗教法人令”，重新确立了信教自由的原则、政教分离的原则和各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宗教法人令”与“宗教团体法”最大的不同，除了废止神社神道的特权外，还包括以下几点：一、在“宗教法人令”的备忘录“神道指令”中，废除了神道教在战时享受的一切特权，如国家不得为神道提供财政援助，废止神官、神职的国家公务员待遇等；二、宗教团体的成立由过去的许可制改为了登记制。即宗教团体的设立原则上是完全自由的，只要按照规定到所在地的政府机关进行登记即成为合法团体；三、从保障信教自由和尊重宗教法人的自律性出发，广泛承认宗教法人的自治权，对政府监督的权限几乎全部消除。“宗教法人令”虽然在消除宗教政策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有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如由于宗教法人设立的自由化和手续的简化，宗教法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战后的4年间约有1万个宗教法人出现。这些法人有的没有实质性宗教活动，有的则利用宗教法人在税制上的优待政策，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商业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佛教派别的乱立问题。在战时，政府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对佛教的宗派进行认定和统合。但在“宗教法人令”颁布之后，许多寺院出于对宗派运营的不满以及经济的理由(寺院要向宗派的管理机构缴纳活动经费)出现了分派独立的倾向。据文化厅编写《百年史》记载，从1946年到1949年的四年间，佛教系统新获得独立的法人达103个。 　　为了进一步规范宗教团体的活动，日本政府在1951年制定颁布了新的“宗教法人法”。这一宗教法人法继承了“宗教法人令”的信教自由、政教分离原则，同时坚持圣俗分离原则和对宗教法人的自治权和自律权的尊重。在此原则下，对宗教法人的法务、财务、事务、税务以及行政手续、行政诉讼等制度和程序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此外，还对寺院的管理，包括责任役员制度、公告制度、认证制度、公示制度等做了详细规定，使得佛教教团和寺院能够有法可依。此后，宗教法人法又经历了十次修改，但这些修改大多是程序性的，是为了与其他新制定的法律如教育法、公益法人法等相衔接，没有大的原则性的修改。对宗教法人法本身进行较大的修改，是1995年公布的“宗教法人法部分修改的法律”。这次修改有特殊的背景，那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奥姆真理教事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奥姆真理教进行了一系列反社会的犯罪行为，如残杀信仰产生动摇的信徒，暗杀反对他们的律师，最后发展到在地铁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