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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国际学生有着学生和外国旅居者的双重身份，本研究主要关注其作为学生在大学校园中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华国际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性可分为交际适应性、环境适应性和认知适应性，适应性的水平主要受到与中国师生互动情况的影响。国际学生与中国师生互动越好，越能更好地完成社会文化适应。研究结果还显示，较之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东亚地区的留学生在文化适应上遇到更多的困难。此外，满意度可以作为预测社会文化适应性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社会文化适应；社会互动；文化距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5-0050-08 　　一、导言 　　自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从经济领域逐渐向文化、价值领域渗透，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话语，并逐步发展成为整合教育目的、功能以及传递多元文化和全球理念的重要进程。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显著的表征就是学生的跨国流动。据统计，1975年全球留学生总人数约80万人，到2011年已增至430万（OECD2012），预计到2020年全球留学生数量将增加到700万人。 　　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其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收益促使各国纷纷利用教育优势和科技优势，积极参与和促进留学教育，树立和巩固自己的留学中心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出台技术移民政策，鼓励国际学生前来学习并定居就业，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国际流动。过去30年来国际学生跨国流动的动机和模式一直在发生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日益多重化，留学生在选择目标留学国时的考虑因素也日益多重。国家、区域或者相关组织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也积极采取应对策略。而今，越来越多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学生输出大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开始加入了国际教育市场竞争的行列，国际留学市场开始出现反循环（counter-cyclical）现象。 　　近年来，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攀升，对文化、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参与和话语权诉求日益增长，在国际教育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最初接收来自东欧的33名留学生，至今接收的留学生数量已累计超过169万人次，仅2011年就接收了超过29.2万人次。目前我国占全球留学市场份额约为1.4%，仅落后于美、英、德、法、澳等留学目的地大国，并超出了新西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等传统留学目的地国家，成为国际留学市场中一支崛起的新兴力量。《国家巾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留学生规模，优化留学人员结构，提高国家留学教育质量”。同时，政府还制定“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2020年使在中国的留学生规模增加到50万，把中国建设成全亚洲地区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希望中国能在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跨文化适应是国际学生在异域文化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留学教育的重要研究主题。然而，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源并且局限在西方语境下，在中国语境下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与中国在国际教育市场上的快速发展很不相称。由于中西方在文化、教育上的差异，跨文化理论以及实证研究结果都需要在中国语境下重新审查和验证。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性（SOCio-cuhural adaptation）为研究问题，探讨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国籍、语言水平等）以及情境变量（如社会互动水平等）等在中国语境下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以期验证在西方语境下发展出来的文化适应性理论能否运用于来华国际留学生，另一方面也探索中国文化和教育情境下国际学生在社会文化适应上的特点。 　　二、国际学生社会文化适应性的文献综述 　　跨文化研究有四大主要理论。最主要的理论是Oberg（1960）的文化冲击模型（cultural shock）。根据这一模型，刚刚经历文化冲击的外国人会出现文化冲击“职业病”（occupational disease）。第二大理论与“文化疲倦”（culture fatigue）有关，将跨文化适应中的语言冲击与角色冲击作为文化冲击的替代概念。该理论起源于社会心理学，主要将跨文化适应看做学习的过程。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跨文化交流是跨文化适应的核心。Furnham和Bochner（1986）进一步聚焦跨文化交流中的行为层面，将社会互动看作是“有技能的互动行为”（a skilled and mutually organized performance）。第三个模型将社会文化适应视为从一个新文化的边缘进入中心过程中学习和恢复（recovery）的过程。Lysgaard（1955）的U型曲线表明，跨文化适应从最初的蜜月期开始，即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