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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侵权与报道自由平衡性问题及对策 　　【摘要】近年来，公众人物以名誉侵权起诉媒体的案件在快速增长，索赔额也是逐年递增。但我国目前缺乏专门的媒体法，法律实务中也没有形成对媒体报道、责任认定特殊性的认识。作为向公众呈现事实、以言论自由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媒体，在面对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时，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我国目前认定媒体侵权责任与保障新闻自由之间存在困境，结合国内外实践，有哪些治理对策，这是本文重点阐述的内容。 　　【关键词】新闻自由公众人物名誉权侵权责任 　　一、保障新闻自由之必要性 　　众所周知，媒体作为一种社会监督、信息挖掘和呈现的中介，常常将公众人物的方方面面曝光在公众面前，而其中的报道更是成为公众人物不满的缘由。近年来，公众人物动辄用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媒体。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对媒体的特殊性确认，缺乏对媒体举证、抗辩事由的认同，使我国媒体在面对名誉侵权诉讼时很难胜诉，即便胜诉也会付出漫长的时间和精力、资金的代价，可以说“媒体监督止于诉讼”。 　　同一类型的媒体与公民组织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我国媒体胜诉率远低于美国；赔偿金额方面也更偏重于原告（媒体为被告），而赔偿金额对一般报社等媒体机构明显是一种负担。 　　在这种司法环境下，媒体勇于表露观点，敢于质疑监督的勇气必然会降低，也必然会降低对社会黑暗面的揭发。所以，新闻立法必须保障媒体的报道自由，保障公民的人权。 　　二、公众人物及其名誉权 　　综合法学相关研究，可以将公众人物的标准列举如下：1、知名度，不论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公众人物都具备较高的知名度；2、公共性，作为公共人物的一举一动具有高度的传播效度，对社会的价值观形成作用巨大；3、独立性，公众人物的亲朋不能自动包含在公众人物内，这是宪法对人权的保护；4、新闻性，公众人物与公众生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社会群体对公众人物也有强烈的兴趣，因此，作为公众人物有义务预见到自己会成为媒体的报道中心。 　　此外，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第一个最关键特点，与公众利益的相关性，有学者认为，要正确判断某人是否属于公众人物，关键在于判断其言行举止是否与公共利益相关，其个人信息是否能引起公众的兴趣。① 　　第二个关键特点是法律保护的有限性。“个人隐私一般应受保护，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活动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了，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②公共人物尤其是承担公共义务的官员和明星，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接受公众的信任，其作为间接影响社会利益，影响公众的价值判断，因此公众人物应该有更多的义务来承担社会监督所带来的压力。 　　因此，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在面对媒体报道时，应该合理宽容，在享受媒体表彰性报道和公众的信任的同时，也应该学会接纳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合理的批评和公众的监督、质疑。 　　三、平衡报道自由和保障人身权利的法律对策 　　1、建立健全“媒体法律体系”――平衡公民权利和新闻报道自由 　　综上，可以看出，一方面公众人物受到的名誉侵权确实由于个别媒体的别有用心，故意或者过失造成其名誉权受损；另一方面，媒体即便有理，在面对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时，仍在举证、法庭、抗辩等方面处于劣势，很难因为媒体与新闻自由的特殊性获得法律上的支持。 　　这两种情形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没有系统的新闻法，只有《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管理条例》、《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作为新闻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监督权由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但相当简略，不明确也不具体。可以说中国的新闻法律还不健全，还没有对新闻机构做出比较明确的制约、指导。在维护媒体这一社会监督主体的特殊性上法律还很滞后，并没有使我国报道自由水平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前进。 　　总之，中国媒体和公众急需相关部门搭建一个新闻法体系，一方面，指导媒体的规范报道，避免媒体不实报道，保障公民、组织的名誉权、人格权；另一方面，保障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保障合理真实报道的媒体不受官司的牵绊。 　　2、平衡媒体与公众人物的法律地位 　　一方面，双方在选择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时地位不平等，媒体明显处于劣势。按照《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案件应当由被告所在地或者侵害结果发生地的法院管辖。但是按照新闻侵权的结果发生地往往解释为原告所在地甚至是报刊发行和广播电视信号所覆盖的任何地方。因为有些报刊杂志是面向全国发行的，除了中央的广播电视外，不少地方电视台通过卫星传送也已覆盖全国多数地区。这样的解释，在实践中就造成了原告可以任意选择法院而新闻媒体只能服从的局面。多数案件都在原告所在地起诉，作为被告的新闻媒体只能被动接受。这对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