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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对校长权力影响研究 　　摘要：2004 年日本开始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通过校长选举和产生方式的转变，使校长的权力得到明显提升，表现为：人事决策权从小到大，从“不具有财政决策权”到“掌握财政大权”，“以校长为首的董事会”代替“教育评议会”成为学校核心权力部门，校长辅佐体系建设得到加强。校长权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大学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增强国立大学治理与经营能力。日本国立大学这一改革也为我国大学制度变革提供了启示：政府应通过契约或者法律认定方式明晰大学独立法人地位，明晰党委与校长的职责权限，确立校长作为校内最高行政执行者的地位等。 　　关键词：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校长权力 　　上世纪末，伴随着日本经济、政治的发展，国立大学的改革成为许多仁人志士关注的焦点，“大学之变，方变日本” [1]。《国立大学法人法》于2004年4月1日正式实施，全国所有89所国立大学的法人化改革正式拉开帷幕。政府通过赋 　　予国立大学自主经营权，增强其自 　　主性、自律性，保障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在大学内部，将最高决策权力赋予校长并提升其各项权力，校长职能的转变意味着新的大学管理体制的重构与形成，并对国立大学内部和外部发展产生诸多影响。 　　一、法人化改革前后国立大学管理体制及校长选举、产生方式的变革 　　（一）管理体制的变革 　　法人化改革不只是改变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并彻底动摇了从明治时期开始延续130多年的日本国立大学管理体制，形成了新的学校内部管理结构（见图1） [2] 。此次改革从法律上赋予国立大学独立法人的身份，使之成为合法独立的公共机构。法人化改革前，国立大学管理体制以教员为中心，内部的决策机制是“自下而上” [3]。教师会议选举产生学术委员会的会员，大学学术上的决策事务由学术委员会承担。行政事务局的局长由文部科学省大臣任命，法人化改革后，国立大学形成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董事会、经营协议会、教育研究评议会三大组织形成一级管理机构。董事会成为校内最高的决策机构，经营协议会主持有关大学经营方面的重要工作，教育研究评议会负责审议国立大学有关教育研究的重要事项。先前掌握行政权力的事务局在改革后属于校长的管控范围，校长作为董事长的董事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形成了与法人化改革前截然相反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4] 　　（二） 校长的选举和产生方式的转变 　　法人化改革后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校长的选举和产生方式。按照传统，大学校长由学术人员组成的校长选考委员会投票产生候选人，然后报文部科学省审核任命。法人化改革后的校长选举产生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选举主体一元化结构被打破。法人化改革前，国立大学的内部管理与运作主要依靠学部的教授会执行，因此在校长选举方面也受到学部教授会的控制。[5]各机构在推荐候选人时会有所倾向，支持能够代表所在机构利益的人，缺乏大局观念。一旦校长权力受制于选举者，就无法在大学工作中充分表达主观意愿。法人化改革后，经营协议会、教育研究评议会及校长遴选考评会等校级机构主体也具有了推荐校长候选人的权限。《国立大学法人法》第二章规定：“前述有关国立大学法人校长的申报是基于由下列人员组成的‘校长遴选考评会’的遴选、考评作出的：由经营协议会的校外委员从经营协议会中选出的代表、由教育研究评议会选出的委员，以上两方面的代表人数相同”[6]。 　　2.扩大选举成员的范围。法人化改革前校长候选人选举是由每个学部和研究所等通过教授会投票选出。法人化改革后，为了使校内各成员的意见得到伸张，很多国立大学将选举人扩大到教师以外，诸如校内职员、校外人员。九州大学、名古屋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将职员加入到校内意向投票的队伍里，扩大了教师群体以外的校内成员在校长选举中的构成。《国立大学法人法》第二章中也规定：“理事由校长任命，监事由文部科?W大臣任命。其中董事会必须包含目前并非该国立大学法人的董事或职员的校外人员（即校外董事）。”[7] 　　3.校长选举的最终决定权转移。《国立大学法人法》颁布前，根据惯例先由国立大学内部成员选出校长候选人，然后经文部科学大臣任命，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终将成为校长。法人化改革后，校长选考委员会掌握了决定权。尽管实际过程中一些国立大学采用执行校内意向投票的方式，但只能作为校长选考委员的参考意见，并非决定性意见。 　　二、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校长权力的变化 　　法人化改革向长期以来受到政府庇护和管制的国立大学提出了加强自主经营能力的要求。2004年法人化改革以后，校长在决策、人事、财政等诸方面得到强化。所有的国立大学进行了新一轮校长的选任，校长会重新任命理事和副校长，形成校长辅佐团队。法人化改革5年后，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国立大学财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