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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缺类研究问题与困境 　　“缺类”问题并没有在学理层面存在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缺类研究曾普遍关注的中国“无史诗”、“无悲剧”的问题，多是西方学者在研读中国文学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现象，也是近现代中国学者反思自身文学、文化传统的结果。当前国内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在对“缺类”问题的阐释过程中又将其消解，并不能与文化相对主义达成统一。另外，在当下语境中，文学类型划分理论所强调的历史性、反固定化，使缺类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缺类”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值得思索。 　　[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类型；缺类；理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I1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3-0088-07 　　文类研究是中西方文学研究的传统。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开始，在经历古典主义对文类的固定化、浪漫主义对文类的颠覆，以及20世纪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理论对文类问题的关注之后，形成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类型及其理论。在中国，文类/文体也无比繁复，风、雅、颂、骚、赋、诗词、传奇、话本、杂剧等，不一而足。当比较文学进入文类研究时，在理论上显示了其广阔的研究空间。在比较视野中，可以对不同文化语境中文学类型的内部发展肌理、审美心理等方面进行互释，寻找差异性和相似性。由于中西文类并不对等，“缺类”问题一直被中国比较文学界所关注，但是从21世纪以来的研究情况来看，以“中西文类比较”为选题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而以“缺类”为题名或关键词的文章却很稀少。对“缺类”问题的研究在走过了“中国有无史诗、悲剧”的论题之后，理论和批评研究似乎式微。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比较文学进入所谓“第三阶段”之后，在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前提下，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缺类研究”？在考察“缺类”问题的提出、阐释策略和理论背景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缺类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值得思考。 　　一、“缺类”问题提出的学术史考察与疑问 　　“缺类”问题并不是学者对比较文学理论阐发时所形成的学术共识。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来看，文学类型或体裁，是众多比较文学家不约而同关注的焦点，但对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学类型的“缺失”问题，却未给予太多相关论述。他们关注文学类型的问题，目的在于努力廓清世界文学类型划分方法的差异性，从而认识不同国家、民族文学类型的影响关系、演进规律和共同的存在方式。 　　法国比较文学家基亚在他的《比较文学》中提出“为什么法式悲剧不能在英国扎根”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基哑提出文学类型的“缺类”，但实际上，基亚只是强凋研究某种文学类型如何在另一个国家或民族中被接受、被改造的重要性，并没有明确“缺类”的概念。另外，法国的巴登斯贝格、布吕奈尔、梵?第根、布吕纳季耶，他们重在考察某种文学类型的历时性、共时性的跨越性影响，同样没有提到“缺类”。而美国韦斯坦因和俄苏学派对于文学类型和体裁的研究，或足希望达到建立一个总体文学意义上的“参照结构”，或是探寻不同民族文学，包括文学类型，在诗学意义上“共同性”，“缺类”的问题均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法国的克罗齐虽然提到“意大利没有悲剧”、“法国没有史诗”的问题，但他把艺术作品作为心灵和直觉的产物，反对刻意划分文学类型，从而也就否定了“缺类”问题。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并没有特意强调“缺类”问题，而更多是他们在对中国文学的阅读、研究中所发现的现象。比如，黑格尔指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是因为中国人观照历史的方式是敞文式的，而且中国人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史诗艺术的表现。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指出西方的历史和史诗都是按照编年的顺序结构的，是理智的；而中国历史学家却以抒情的方式对历史事实作分类和系统化，是感性和直觉的：这就是中国史诗不发达的原因。18世纪法国杜赫德以西方的文学观念为中心，认为在中国悲剧和喜剧也没有多少差别，目的都是劝善惩恶，并着重指出中国戏剧不遵守“三一律”，暗指中国悲剧文类是模糊不清的。至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没有足以在规模、精湛程度和形式灵活方面同西方悲剧相比的悲剧”，虽是介绍“悲剧”词条时的一笔带过之言，但也认可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悲剧“不发达”的观点。这些对于某种文类“不发达”或“缺失”的指认，总体上是西方“自我中心主义”式的经验判断，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学理探讨。所以，华裔学者陆润棠在评论西方戏剧批评家穆勒所谓的“中国人不可能产生悲剧”时，就认为穆勒只是出于宗教力‘面的考虑，而且“并没有表示这种缺乏是一种非常可惜的损失”。 　　但是中国学人对“缺类”的关注却比四方学者严肃得多。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进行全面审视和反思时，也在企图沟通巾西文化，因此也就引起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指出中国占代无悲剧足由于未能表现“生活之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