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应当回到以档为本轨道.docVIP

档案学研究应当回到以档为本轨道 　　摘要：“大文件观”貌似引进西方理论而建立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而实质是传统的“档案来源于文件”的传统观点的现实翻版，并构成了对档案学理论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造成了消极影响。档案学研究应当回到“以档为本”，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轨道， 　　关键词：大文件观　档案学理论 理论联系实际 　　 　　文件与档案的关系一直是档案学研究的焦点，漫长的文档不分的历史，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密切，探询文档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是档案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二十年来，档案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成果是显著的。为使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吴宝康先生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档案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研究起点正是区别文件与档案，其重要成果是将档案的定义摆脱了以“文件”为属概念的传统思维定势，使档案学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档案的属性、作用、特点等基本问题也随之展开。奠定了档案学的基础。然而，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被随之而来的“文件研究热”逆转， “大文件观”的出现，使文件与档案之间的区别再度模糊，甚至浑然一体，动摇了档案学理论的根基，使档案工作实践陷于混乱之中，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一个成熟的学科应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是基本常识。虽然在研究中可能向其外围延伸。但却不会无限度地延伸，甚至反客为主，使研究对象被其他事物取而代之，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档案学因其研究对象而成立，否则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对当前“大文件观”降降温。回归到“以档为本”的研究轨道上来。 　　 　　1　“大文件观”是传统的“文档”情结的借尸还魂 　　 　　万事开头难。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起点正是集中在分辨“文书”与“档案”的区别上，这是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最基本的问题。经过档案学者与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才抛弃了以“文件”或“文书”为档案属概念的传统观念，以“办理完毕”、“有意识”、“归档”、“集中保存”等观点来区分“文”“档”，并以此为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档案”从此成为档案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开头，档案学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方向。 　　然而，由“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引进而引发的“文件热”，又激发了持传统“文档”情结者内心深处的那份对传统的不舍，在老调重弹已失去市场的情况下，纷纷以西方理论重新包装。又折回到过去“文”“档”不分的老路，并试图以“大文件观”作为应对档案工作新挑战的理论武器。“大文件观”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论”一路走来，似乎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而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都是试图将档案与档案管理纳入文件和文件管理的轨道，并取而代之，这对档案学来说，不是创新，而是毁灭。而这些观点又披上了更为华丽的西方霓裳：实用主义哲学、后保管主义、结构化理论等，使档案学研究背离“以档为本”的研究方向而逐步走向一条不归之路。 　　如果将“档案”情结与“文档”情结进行比较，恐怕后者更为传统。从发展历史来看，在我国，“档案”情结并不久远，也只是在近几十年中才产生和形成，这也是档案学形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我们细读“大文件观”论者的解释，便可以看出“大文件观”更保守，甚至倒退。“把文件看作是一个具有生存、发展和消亡的事物，把文件管理看成是一个具有完整过程的，无时无刻不体现主体思想、意图、目的和要求的社会活动，在这个完整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主体和文件之间的关系区分成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文件的价值形式不同，因而对其管理的方法随之出现差别。”其实。这种认识与管理方法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翻开我国的档案工作史，几千年来，我们不都是这么管理的吗?“档案”一词不是迟至清朝才出现吗?而实际上，我国自唐代以后就鉴于当时现实的需要和“文”“档”不同的社会功能进行过“文”“档”分离管理的探讨。也曾实施过“文”“档”分离的管理模式，如唐代建立了甲库，特别是宋代称“档案”为“架阁文书”。建立了类似现代机关档案室的“架阁库”。以与现行文件区别管理。但却由于缺乏系统理论总结和指导。这一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档案管理模式，在元、明、清，甚至民国，没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又重新回到“文”“档”不分的老路。直到建国后，随着档案学体系的逐步完善，档案馆体系的建立，这一历史问题才得到了彻底解决。 　　“文”“档”分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们认识深化的结果，不管两者之间具有多少相同之处。也抹杀不了二者之间区别，不同的社会功能赋予二者不同的社会属性，使其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不同的管理理论。我们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但决不能同化，甚至取代。 　　 　　2　“大文件观”的“大文件”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为了绕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障碍，文件论者一再扩大文件的外延来自圆其说。“文件生命周期”中的文件毫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