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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政府问责制 　　摘要:从2003年开始,问责制正式步入了中国政坛。经过短短四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实践证明,行政问责对于整肃吏治,提高行政效能具有重大作用,是保障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能使社会洋溢持久的积极性,充满活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问责制度还不完善,存在主客体不清晰、问责范围不明确等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一致。本文从问责制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系入手,阐述了现阶段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加强问责制的途径。 　　关键词:责制;政府;和谐社会 　　 　　1.引言 　　从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北京密云的践踏事件、吉林市中百商厦的大火事件、2005年末吉化双苯厂爆炸引起松花江污染等事件一大批主要官员引咎辞职可以看出,对党政领导官员问责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中的重大举措,从2003年开始,问责制已经正式步入了中国政坛。实践证明,行政问责对于整肃吏治,提高行政效能具有重大作用。 　　问责制,其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源来自于西方关于民主政治和民主行政的思想。什么是问责制,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没有统一的解释,中央的文件也没有明确界定这一概念,从字面上解释,它就是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学者就问责制的特征,给出过不同的定义,本人认为,邹健对问责制概念的界定较为明确,“问责制,就是关于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行使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 该定义包含了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度以及处理方式等,比较完整、具体。 　　2.问责制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在承认公民个别差异的前提下政府对每一位公民的平等对待和平等关切,是世人憧憬的世俗生活与人间秩序的良好结合。” 建设和谐社会与加强问责制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2.1问责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现代民主都是代议制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无论是西方的议会制还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是代议制民主。它实质是一种委托关系,即公众委托其选出的代表或议员行使权利,但主权在民。作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与公众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代理人政府及其官员比他们的委托人公民更了解情况,这为政治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结果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解决此类问题,如果只寄希望于官员自身的道德约束,显然是很危险的。缺乏完善的责任制约机制、追究机制,就会导致政府管理过程中责任丧失、效率低下、回应性差以及各种寻租、腐败现象的发生。这直接损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使社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政府与公民关系不和谐,必然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使公民对政府产生怀疑,进而影响社会稳定。问责制为民众监督政府、追究政府及其官员的责任提供了制度保障,它明确了官员的责任,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根据问责制度,公众可以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不仅仅是过错追究,还包括无为、不作为等非过错追究。在问责制面前,政府必须破除“官本位”的思想,建立以“民为本”思想为核心的新政治道德。民众将权利授予政府,政府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就要谋公共利益,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和谐发展。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了,其它要素融洽相处才有可能性。 　　2.2问责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自由和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民主是和谐社会建设和维持的根本保证,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只有在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建立起来。问责制为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了重要途径,是反映民意的重要渠道。公众根据问责制度可以对公共权力使用者的行为提出质疑,不单单是事后进行质疑,也可以对政府日常工作过程提出疑问;不仅仅要问责“有过”官员,“无过”官员也要问责。它体现了一种草根民主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加强问责制,可以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倾听群众的呼声,化解矛盾,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3.当前的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推行问责新政短短的四年间,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研究这些问责的案例和问责方面的条例后不难发现,目前中国的问责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 　　3.1问责的主体 　　谁来问责?几乎所有的问责制度当中都把问责权力赋予了行政首长,表明中国目前的官员问责主要还是同体问责。综观这些被问责的案件中,许多都是“自问自责”或者“上问下责”,行政机关充当了问责主体,很少听到人大、立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的话语。当然,“以上问下”的同体问责方式有时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上级对下级以及工作都非常了解,能迅速掌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