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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对当代新诗启示与救赎 　　【内容摘要】#8201;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与歌词越来越走向分离。此后，虽然新诗在80年代获得了一定的繁荣，但从90年代开始逐渐无人问津。相反，歌词却乘着音乐的翅膀翱翔，并与时代一同前进。因此，当代新诗要走出困境，必须在歌词的时代性、民族性、音乐性、意象性等方面获取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8201;#8201;新诗；歌词；时代性；音乐性；意象。 　　【作者简介】#8201;#8201;曾宪文，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 　　 　　新诗在当下中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上个世纪80年代，尽管不少人抱怨看不懂新诗，但诗坛仍显出一番热闹的景象，甚至成为文学变革的急先锋。然而自90年代以来，新诗逐渐无人问津，“已经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文学体裁，除了新诗的作者和研究者???新诗是他们的饭碗）之外，没有什么人去碰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东西”[1]。因此，从本世纪初开始，探讨新诗的问题和出路一时成为热门话题，悲观者宣告新诗“死”了，更多的人则为新诗寻找出路。有的人试图在新诗领域再兴起一场“革命”；有的人试图从民族诗歌传统中为新诗找到救命的法宝。我们发现，这些论述一概忽略了诗歌的孪生兄弟――歌词所取得的成就和繁荣景观，自然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当新诗面对自己的不景气而顾影自怜的时候，歌词却乘着音乐的翅膀翱翔，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中国现代歌词与新诗一样，也是“五四”以来在民间歌谣和古诗词的基础上，同时受到西方诗词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何以新诗越来越走向死胡同，而歌词的道路越走越宽阔呢？ 　　众所周知，诗、歌同源。诗、歌、舞三位一体的艺术毫无例外地出现在世界上任何民族最初的艺术中。但是，诗“变成无声的文字，或者变成有声的朗读，而不会意会到与歌的联系，是发生在新学涌入中国之后，传统发生了断裂”[2]。因此，“1949年以前，歌词与新诗基本上是同质同构。李叔同、易伟斋、郭沫若、田汉、塞克、安蛾、光未然、贺敬之、公木等既是诗人，又是词人，现代歌词与新诗的差异没有人仔细地考虑与区分。新中国成立以后，表面上看，诗人与词人有了职业的分工，但从艺术内质方面看，新诗与现代歌词也是接近的”。“新诗与现代歌词有了明显的区别，应该是从80年代开始。新时期以来，新诗发生着历史上最迅猛、最激烈的巨变……现代歌词也随着歌曲的流行及音乐文化的新变而逐渐有了自己的变化。但二者的这些变化，不再是和过去一样，朝着趋于一致性迈进，而是朝着分离性过渡”[3]。所以，新诗在80年代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并以其自由而大胆的开拓取得一时的繁荣，但其间已暗藏着危机。由于新诗远离音乐，它必然专注于两个方面――思想与文字，即思想的深度与文字的快感。但所谓深刻的思想成为短小的新诗不能承受之重，而执著于文字则使其陷入无聊的游戏成为新诗不能承受之轻。这一矛盾在笔者看来正是新诗的困境所在。而在西方，虽然诗与歌的悲欢离合，经历了与中国大致相近的历程。“但在传统内部，诗与歌的分离并不像中国‘进化’得这么彻底。比如，作为歌诗一体的一个基本形式――民歌，它的发展一直是源远流长的，并能在不同时期被诗歌界的不同实践所表现，所体认”[4]。今天，面临中国新诗的困境，我们应重新审视新诗与歌词的关系，并从歌词那里吸取有用的东西，从而获得新生。 　　在笔者看来，歌词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为新诗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是与现实紧密联系，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歌曲往往以迅速反映社会现实的变化见长。歌曲是时代的脉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抗战时期有战歌，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则是颂歌的年代，80年代开始，抒情性极强的通俗歌曲则占据主流。歌曲的发展变化折射出历史发展的影子，特别是流行歌曲，虽然在某些人眼中不屑提及，但正是流行歌曲，在切入生活的深度，介入社会的广度，反映当代文化、世态人心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说服力。流行歌曲在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其内涵十分复杂，甚至有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并不通俗易懂，而是复杂隐晦的。 　　与之相反，自80年代以来的新诗却越来越脱离时代、脱离现实。由80年代热衷于浪潮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观到90年代以个人写作为特点的倾向，新诗在社会公众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减弱。“一些诗人乐意去营造‘纯诗’的诗歌境界”[5]。这样，新诗与时代社会脱节，自然难以找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诗人们如果就是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为了“唯美”，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你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性来，拿出对现代汉语的贡献来，但是新诗始终没有自己的诗学原则，没有构建起与读者、与大众交流的平台，所谓“自足的艺术世界”不过是缺乏创造力的同义语而已。 　　二是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继承。如前文所述，人们在探讨新诗的出路时，希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