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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工作人文关怀中西哲学阐释 　　摘要:人文关怀的管理思想已经被现代工作普遍接受,在档案管理工作上,坚持以人为本,关注管理者自身的切实利益,保持人的理性和感性的协调,成为档案管理中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追溯这种管理思想的哲学渊源,在中国哲学语境下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当下性的关怀,在西方体现为席勒式的自由审美的境界追求,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下的人的理性的解放和精神启蒙。 　　关键词:档案管理;人文关怀;以人为本;中西哲学 　　中图分类号:G2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0-0118-03 　　 　　坚持人文关怀是当下档案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思想,拼弃传统僵化的管理方式,激活人的主体性价值和意义,体现一切管理都是为了人的最终目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已经被管理工作普遍接受,可以这样说,对管理工作进行人文关怀已经不再属于是否可行或者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为历史必然趋势之后如何具体展开的问题。 　　就档案管理工作而言,坚持人文关怀的管理思想虽然属于新兴事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也是新近才产生的。正如恩格斯说过的,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档案管理工作中的人文关怀思想,其实已经早早存在了哲学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文关怀思想的历史追溯,以及西方最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两个层面加以分别阐释。 　　一、档案管理人文关怀的中国哲学基础 　　何谓人文关怀?这是我们对当下档案管理工作人文关怀进行一切现代阐释的逻辑基础。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在档案管理中实行人文关怀,这首先需要我们对人文关怀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加以廓清,而这首先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根据西方维柯著名的《新科学》一书中的观点,事物的起源决定了本质。对于人文关怀思想的哲学阐释首先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加以溯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所谓人文,最早应该追溯到《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遗址,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依照王弼《周易正义》的注解,“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由此可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思想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它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人之道”的人文是与自然之道的天文相比较而言的,它不仅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体人的主观精神的因素,换言之,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荀子说的人定胜天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或者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力量”。而且,又与没有后天环境的教化下的非道德性精神的野蛮相区别,同时,还与西方的神本文化语境下的道德神圣化不同,而是一种强调“有文明而各得其分”的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但是,这种道德秩序的建立是依靠人的自我调节,而不是社会强制约束力或者神的某种谕旨,这是中国道德的独特性。这就是在《辞源》中解释的人文精神的第一层意思。 　　另一方面,早有学者指出,人文精神的另外一个层面则是指“人事”。这是对自然而言的。即相对于自然之天来说,与客观规律性发展的天之文相对应的是人之文,简称人文。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文关怀既产生自人类,同时也是为了适应于人类,如果偏离了人类这个最基本的目标和宗旨,那么,所谓的人文关怀就必然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来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的人文最核心的思想在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自身的一切能动的创造性成果,是与作为社会客体的自然相对而言的,以人为本则是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哲学视野下人文关怀的基本向度。而现代学者正是沿着这个基本向度把人文关怀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现代学者林语堂先生。他把人文精神称为“人文主义”,其意义为,第一,对人生目的的确切认识;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行动;第三,实现的方式是心平气和,即中庸之道,对于其思想源头则说,中国人生理想的这种现实主义,这种对世俗生活恋恋不舍的感情,来源于儒家学说。儒家不同于基督教,它是脚踏实地的学说,是有关尘世生活的学说。耶稣是浪漫主义者,孔子是现实主义者;耶稣是神秘主义者,孔子是实证主义者;耶稣是博爱主义者,孔子是人本主义者[2]113。其实,林语堂理解的核心思想仍然没有逃离以人为本的中心,不仅他没有摆脱,后人也一直延续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甚至成为与西方文化重要区别标志之一。郑德坤先生曾经指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可以超脱神、物而自行发展。神与物不过是供认需要的原素,及促人进化的工具而已。中国人最基本的活动是为生活而生活。他不唱高调,或无条件的赞颂所谓高尚抽象的理想,如牺牲,博爱,探险之类。他不以神的意旨为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