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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单位作为贷款诈骗罪主体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1]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我国刑法第193条并无明文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根据刑法总则第30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单位不能成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然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实施贷款诈骗的,尤其是数额较大或巨大的却往往是以单位的名义进行,其严重程度已非行政、经济或民事法律可以调整,这时刑法的介入就显得十分重要。随着金融业(主要是指银行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日益重要,对于单位是否可以作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的讨论有着现实的意义。本文将围绕着如下两个问题,进行深一步的讨论。 　　 　　一、我国刑法为什么没有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 　　 　　 根据刑法规定,可以由单位构成的金融诈骗罪有保险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以及信用卡诈骗罪。而对与集资诈骗罪具有相似性质的贷款诈骗罪却规定为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对于其原因所在,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如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立法的疏忽,并进一步指出,立法为何对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规定有单位犯,而贷款诈骗罪没有,从立法上很难找到根据,而理论上也很难解释通。是否立法者有意限制贷款诈骗罪的成立范围,还是单位犯本罪难以证明尚不得而知。[2]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受计划经济时期观念的影响,因为以前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单位基本上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单位。因此即使以欺骗手段获取贷款也并没有改变贷款的所有权性质,只是国家自己损失了自己的财产,从这个角度看对该单位以犯罪论处追究刑事责任是无意义的。[3] 　　 笔者认为刑法把单位排除在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之外是有立法的明显漏洞的,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针对第一种观点,既然贷款诈骗罪存在着立法漏洞,就应该根据刑事立法的需要来完善贷款诈骗罪的适用。针对第二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单位已经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下的独立法人,应该与其他企业具有同等的地位,国有单位的财产也严格区别于国家的财产。基于这种变化,如果相关的国有企业采取了非法手段获取贷款,也应当对该单位追究刑事责任,这不仅是维护我国银行贷款管理秩序的需要,同时是完善现代法人制度,监督规范国有单位市场行为的需要。 　　 此外,正如有论者指出,在我国加入WTO后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专业银行已经向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变,贷款的安全直接影响到银行的经营状况,无论什么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占有贷款,都会直接损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益。[4]特别是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文件的精神,为了进一步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吸引资金流向我国广大农村和西部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国部分地区已经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对中小企业提供金融信贷支持,今后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会有更多的贷款渠道。如何在法律的层面,给新生的信贷行业提供全面的保护,支持社会经济建设,立法应当有适度的超前性。因此,笔者建议通过相关刑事立法明确单位也可以成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以适应司法实践当中的需要。[5] 　　 　　二、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如何处理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 　　 　　 如上所述,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是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但是在实践中,单位诈骗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却很常见。在遭遇以单位名义进行的贷款诈骗行为时,处理方式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有学者从法益侵害角度,站在刑法对法益保护而犯罪是对法益侵害的立场上认为,从犯罪主体上说,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构成犯罪主体的情况下,即使是单位集体实施的,也应追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不能以刑法规定的主体是自然人而实际上的主体是单位为由,而否认行为人的责任。[6] 　　 2.有学者指出不能对单位以贷款诈骗罪论处,仅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以单位名义实施,并且所得贷款为单位所占有的,应将诈骗行为视为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所为,而贷款事实上为单位所占有,则视为行为人对所贷资金进行的直接处分。[7] 　　 3.也有学者认为不应作为犯罪处罚。因为刑法并未规定单位贷款诈骗罪,所以应当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对单位以贷款诈骗罪论处,也不能追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