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刑事诉讼中书面证言.docVIP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中书面证言 　　摘 要：刑事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而在庭审中运用,这为我国立法所允许。但我国对其缺少规制,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滥用。本文主要分析了刑事书面证言存在的不合理性和合理性。在分析、总结利弊的基础上,对刑事书面证言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建立更为完善的规则以保证其证明力进行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书面证言；刑事诉讼；言词原则；出庭作证??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在庭审改革方面，是以对抗式审判为参照的，而且在实践中也一直延循着增强对抗的改革思路。对抗式的庭审需要对抗性的规则，证人作证制度即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设置之一，但是由于缺乏应有的规范详细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以及证人权利的保护，证人出庭作证目前在实践中举步维艰。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证人出庭率较低，在现实状况中，证人出庭率几乎为零。“一方面，普遍认同的直接言词原则不允许以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另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造成证人不出庭又使所谓‘书证中心’主义成为现实审判的常态。” “这一问题突出反映了法理和现实的冲突，显现了我国刑事司法的一种尴尬。”［1］这种法理与现实的冲突发人深思。 　　一、书面证言的不合理性 　　在刑事审判中，一般禁止使用书面证言，这是现代刑事审判法和证据法的一项普遍性要求。这一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以肯定式表述，称言词证据原则；而在英美国家，则以否定式表达，即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反传闻规则)。主张庭审实行言词原则而反对使用书面证言(传闻证据)代替言词证据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书面证言的来源难以验证，可能未正确和全面表达证人本意，因此其可信性比较低，作为证据可能导致法庭的误判。实践中，由于一个刑事案件需要经过公检法三家部门，而每个部门均有找证人取证或者核实证据的权利，所以往往存在对同一证人不同工作人员取证会取得不同证言内容的情况，证言提取人(侦控官员或律师)可能带有某种偏见，在询问时只询问对自己有利的内容，或者在证言制作时有意或者无意地偏离了证人的原意，或者基于自己的理解记录证人的证言，而证人也可能因为疏忽大意不仔细看笔录就签字认可使得书面证言的准确性存在问题。在实践中，检察官当面向证人核实证言的情况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言情况会出现部分细节不统一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其二，采用书面证言而不让证人出庭，就难以有效地对这一证据进行质证。尤其是这样做就剥夺了诉讼对方的反询问权，也使法官对这一证据难以深究细查，同时有违于法官直接审理原则。书面证言虽能够记录话语内容，却无法客观反映证人的语气语态等细节，法庭难以通过直接观察，从证人陈述内容和陈述时的态度、表情、姿势等各方面情况检验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从而确定证言的真实性。也就是说难以通过对这一证据本身的调查辨别证言的真伪。 　　二、书面证言的合理性 　　上述论述指出了书面证言的不合理性，但是正所谓“如果制度走得太远，根本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制度实施的土壤，那不仅新的制度是无效的，而且破坏了原有制度形成的一种 ‘稳定’即有序状态而使整个情况变得更糟。”［2］因此，书面证言在我国庭审中的存在依然具有其合理性。 　　其一，书面证言的诉讼经济性与便宜性。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要求所有证人出庭，如某些书面证言所证问题清楚，诉讼双方一均无异议；或者所证问题不重要，到庭作证可能造成成本太高，不到庭对基本事实的确认没有影响；或者法律规定享有免于出庭作证的人，以及双方合意可以不出庭的人，都可以免去出庭作证的义务而使用书面证言。在司法资源紧缺的今天，若一味排除书面证言而要求言词证据，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无需使用言词证据进行认证时，我们可以大胆运用书面证言，以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办案效 　　率。［3］ 　　其二，书面证言可能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较小，记忆新鲜，较为真实。［4］因为证人的书面证言的获得时间距离案件发生时间比较近，在进行庭前书面证言时的记忆会更加清楚、新鲜，受外界因素尤其是利害关系对证人的主观影响更为稀少，与之相反，庭上证言距离事件发生时间可能已经有数月甚至数年之久，且案发后证人可能会受到外界干扰，其可信性自然有所降低，所以此种情况下，书面证言的可靠性在一定条件下优于庭审时的言词证据。 　　其三，采纳具备一定条件的证人庭前书面证言，较之完全无相应证据，更有利于解决有关问题。这是因为，口头证言有时不可得，例如证人已经死亡、证人因疾病不能到庭。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证人的庭前书面证言具有一定的被迫性。 　　由此可见，虽然证人庭前的书面证言在传统上被视为传闻证据，但是，证人的庭前陈述在诉讼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证据和程序价值。 　　三、完善现行的书面证言制度 　　虽然证人出庭作证是最好的形式，但是鉴于种种情况的局限，以及我们现当前诸如证人保护等很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