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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珠山八友瓷绘艺术 　　中国瓷器历来是世界各地收藏家们热衷的对象，无论是上古的陶器，还是中世纪的唐三彩，抑或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至今唐三彩还保持着中国陶瓷拍卖的世界记录。当“康乾盛世”创造的辉煌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景德镇清代瓷器的衰弱期过后，还是有一些是值得我们留恋和记忆的。如“珠山八友”瓷、“7501瓷”等。从目前陶瓷的艺术市场来看，除了明清官窑瓷器继续保持升温的趋势，“珠山八友”的瓷器也逐渐被瓷器收藏家们看好。 　　“珠山八友”似乎成了一定时期瓷器的代名词。虽然学术界对八个人的定位还有一些异议，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我们对待“杨州八怪”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可以撇开这些名词的争论，去实实在在地看看他们的作品。作品才是品评一切艺术价值的标尺和对象。在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程意亭、邓碧珊、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毕伯涛、何许人等人中，我们发现是这样一个群体共同延续了景德镇瓷器的余绪，也是他们使得我们在近代景德镇的瓷业史上找到了一些自信。 　　“珠山八友”是一个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陶瓷史上是鲜见的，在中国绘画史上却是相当普遍的——“画派”现象。“珠山八友”的出现是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明清以前的陶瓷文化情境中，陶瓷工匠的任务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身份和创作没有自主性，也没有结社的自然条件，他们的身份就像是受雇者。时序发展到近代，陶瓷工匠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释放，于是他们就像其他文人一样具备了形成艺术雅集或艺术社团的条件。他们往往有共同的志趣或人生目的。就像王大凡（ 1 8 8 8 - 1 9 6 1 ）在《珠山八友雅集图》中表述的一样：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这种带有自娱意味的直抒胸臆，让人看到了无奈，也看到了景德镇瓷业的危机局面。 　　“珠山八友”思想成熟的时候，清朝的统治已经结束。这在陶瓷的创作思想上是获得了解放。下面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慢慢解读。王琦（1886- 1933）是“珠山八友”的领军人物，他在汪晓棠和潘匋宇等人的影响下，先与王大凡等人发起和组织“景德镇陶瓷研究社”，后又于1 9 2 8年与王大凡等人组成艺术团体——“月圆会”，借此抒发胸志，以瓷会友，作为“八友”之首，王琦的陶瓷艺术成就自然值得人们关注。他的人物瓷画在当时是独树一帜，并且带有强烈的文人色彩，在他的写意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到杨州画派画家黄慎的影子。他不仅继承了乾隆以来粉彩的传统技法，而且娴熟地将西洋的光影、明暗等表现技法糅合在瓷画中，既有立体感，又有新鲜感，更富有时代感。由于他的瓷板画像技术高超，声名显著，被时人誉为“西洋头子”。王琦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他具备了文人画家必备的文化素养，诗、词、曲、书法、绘画等都擅长。正是这些综合素质，使得他在晚年开始变法——形成自己的面貌。线条变得浑厚而简练，特别喜用中锋表现，与题记的草书表现形式相得益彰，统一中求得变化。他的代表作有1925年创作的瓷板画《桃园三结义》、1927年创作的《钟馗》、1930年的《雪中送炭》、1931年的《麻姑献寿》、1932年的《济公》、1937年的《东篱采菊》等。 　　与王琦一样，王大凡也来自安徽，都读过私塾，且幼年都曾习中国画，有良好的绘画基本功。两人不同的家庭境遇，却走上了相同的人生道路。王大凡的制瓷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落地彩”技法上。何谓“落地彩”？是指所画的物体——人物或花卉、动物等，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用色料涂于瓷胎，再罩上雪白、水绿烧成，不用渲染。他的瓷绘艺术整体风格面貌是粗细相间、兼工带写，充满着文人意趣。由于他的技法独创，并一度与崇尚“西洋油彩”的景德镇制瓷业相抗衡，赢得了国际瓷业界的尊敬。王大凡也擅长人物画，同时也善绘山水、花卉、动物等。人物画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或文人诗境，如他1915年创作的瓷板画《富贵寿考》（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1937年创作的《大富贵亦寿考》、1941年创作的《鸡声唤起中兴业》、1`945年创作的《风尘三侠》等均是。王大凡笔下的动物也是栩栩如生，尤其是虎，如1947年创作的《猛虎下山》瓷板画，就形象地抓住了猛虎的气势和空旷山境的气氛。 　　邓碧珊（1874一1930），字辟寰，号铁肩子，江西余干人。曾为清朝秀才，他的瓷绘艺术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创“九宫格”瓷绘肖像技法，也是景德镇瓷绘肖像画艺术的创始人。九宫是中国古代算法之一。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九宫格也经常被运用于书法和绘画的表现中。在他传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见到肖像画作品，较多的是鱼藻画或建筑画作品。如1 9 2 6年创作的《清白传家》、1927年创作的《鱼藻诗文花瓶》、1929年创作的《翻身一跃胜春雷》等以鱼为题材的作品和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