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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诗作在中国译介影响与研究 　　【内容摘要】 济慈诗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被介绍到中国，虽然没有得到雪莱、拜伦那样的推崇，却也吸引了朱湘、查良铮、屠岸等翻译家为之倾心倾力，并对新月派的两位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产生了巨大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研究界从美学、诗学、语言学的角度解读了济慈的名篇佳作，并对其宗教、道德、政治等思想进行了论述和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济慈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关 键 词】 济慈；中国；译介；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 李淑玲，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出生于英国伦敦，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歌文辞优美，形象清新可人，语言简洁而富有感性美。诗人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现状是不满的，他通过诗歌创造了一个“永恒的美的世界”并神游其中。同时，他将自己对大自然以及生活的理解寓于诗句之中，使读者在享受精湛清新诗歌的同时，能感受到蕴于其中的哲理美。尽管济慈的作品数量不多，但他在诗歌创作艺术方面对后来的英国诗坛，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丁尼生、布朗宁和唯美派诗人王尔德及20世纪意象派诗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济慈诗作在中国的译介已经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并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文学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翻译济慈诗歌方面，以朱湘、查良铮、屠岸为代表，他们身处不同时代，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济慈；他们翻译风格各异，却始终追求着济慈诗歌的最高境界。在诗歌创作上，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都深受济慈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味模仿，而是吸取其精神，借鉴中有创新，写出了许多不朽佳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济慈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其诗歌、诗学思想都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但还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 　　 　　一、济慈诗作在中国的译介 　　 　　1917年至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高潮。时值新诗运动，为了借助外国文学作品揭露黑暗力量，配合政治文化斗争，翻译界当时主要翻译或转译欧洲的现实主义作品和富有战斗革命热情的浪漫主义作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诗人朱湘却另辟蹊径，钟情于感伤主义的作品，将济慈的《希腊古瓮颂》《夜莺颂》等名作都进行了译介。“如果说是五四运动的翻译热潮使朱湘提起了翻译之笔，那么是他的内向发展的心理气质主导了他的译诗选择”[1]。应该说，济慈诗作的被译介，是时代必然性和诗人气质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朱湘翻译济慈诗歌采用直译与意译并用的手法，十分注重音韵和节奏。比如，《希腊古瓮颂》中基本上采取直译，并力求压韵，同时，对最后一句进行了意译。他翻译《夜莺颂》时则更多地采用了意译的手法，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感受融入到了所译诗歌中。他还大胆使用象声词来表现心理上的大起大落，不但传达了诗歌的深层内涵，还使读者获得了阅读原诗所感受不到的声音效果。所以，朱湘译介的济慈诗作往往带有中国特有的文化情调，从而使中国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获得了阅读原文所没有的亲切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诗汉译变得有组织、有计划，涌现出王佐良、屠岸、查良铮、许渊冲、卞之琳等一批优秀翻译家。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翻译家在选择外国作品时，往往过多考虑政治和阶级因素。高尔基的“积极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的判断标准成为中国学术界译介和评判诗人和诗歌的原则。因此，英国的古典诗人以及具有“革命性”的雪莱、拜伦受到了更多的赞扬，他们的作品成为当时英诗汉译的首选；而济慈、华兹华斯则由于其诗作多抒发内心伤感和沉溺于梦幻而被指责为逃避现实，受到冷落。 　　即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查良铮先生却全面译介了济慈的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查译《济慈诗选》成为济慈诗歌最早的中译本诗歌集。这充分显示了他不凡的勇气和卓越的眼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济慈诗作的优秀与不朽。查译本忠于原作且文笔优美，集中体现了查先生的翻译风格。比如，其中的《夜莺颂》，就集中体现了“译者对原诗审美感兴的高峰体验及其美学意义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与理解，然后在译诗中相当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美学色彩，让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一样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该诗郁勃喷薄的美学魅力”[2]。 　　这一时期的翻译家如朱维基、屠岸等也译介了济慈的诗歌。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朱维基翻译的《济慈诗选》；1997年，屠岸翻译的《济慈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屠版《济慈诗选》出版后，颇受好评，“屠岸先生翻译的《济慈诗选》从整体上讲，就达到了诗人和匠人的结合、洋化与归化的平衡”[3]。屠译本《济慈诗选》以体裁为主、时间顺序为辅将其诗作进行排列：以举世公认的杰作――六大颂诗开头，并以两首极有分量的长诗来压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