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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社会经济动因浅析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唐代安史之乱前后政治、经济变化的对比，对浙东自然山水文人化的分析，以及对浙东水陆交通状况的梳理，试图从社会稳定、经济繁华、人文底蕴丰厚、水陆交通便利等多种角度和侧面论证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综合原因。 　　关键词 政治环境 经济发展 自然山水 人文审美 水陆交通 　　近年来，浙东唐诗之路的现象已引起学说界的关注。 然而，论者在分析其形成原因时，往往只侧重于文化方 面，地域也大都局限于越州、台州、明州。实际上，唐代浙 江东道管辖越、衢、婺、温、明、处、台七个州。笔者根据有 关史料，在探讨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原因时，将视角锁定 在上述七个州的范围内，而侧重点则在社会经济方面。 　　 　　一 　　 　　笔者以安史之乱为界，对走过浙东唐诗之路并留下 诗作的448位唐代诗人进行过粗略统计。其中属于安史 之乱前的诗人为83位，约占总数的18．5％；属于安史之 乱后的诗人为365位，约占总数的81．5％，后期诗人数量 是前期诗人数量的近4．5倍。而在前期的83位诗人中， 有11名为当地人，约占总数的13．3％，如贺知章为会稽 人，徐浩为剡人，虞世南为余姚人，叶法善为括苍人；有18 位是到浙东当地为官的，约占总数的21．7％，且多数是被 贬之官，如宋之间被贬为越州长史，沈栓期被贬为台州参 军录事，骆宾王被贬为临海丞，这说明浙东在当时的政治 地位并不高。前后差异如此巨大，主要原因在于安史之 乱后，浙东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重大的政治事件，给唐代社会 造成深刻的影响。长达七八年的叛乱和平定叛乱，给北 方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处于事件中心的河南、淮 南遭受的破坏最大。常衮在《刘宴宣慰河南淮南制》中 说：“自兵乱一纪，事殷四方，耕夫困于军旅，蚕妇病于馈 饷……致令户口减耗，十无一二，而河南、淮南，又甚诸 道。”不仅经济遭到巨大损失，而且百姓流离失所。据统 计，天宝十二年(753)河南道户数和人口数在全国十道中 均居首位，分别占21％和22％。而安史之乱后的唐代 宗广德二年(764)，刘宴给元载的信中说：“函、陕凋残，东 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 而已。”也就是说，洛阳东至汜水、西至福昌五百里范围 内，只有1000余户。洛阳是唐朝的东都，其人口锐减情况 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北方人口的锐减，一方面在于大量人口死于战乱，另 一方面也在于大量人口迁移江南。(肃宗朝八宝)称：“天 宝末，禄山作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旧唐书?权德 舆传》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韦应物 《江南遇天宝乐叟》诗中、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中提到 的“李龟年”和提及的“天宝乐叟”，都是安史之乱后沦落 江南的宫廷艺人。李白在安蛇乱时写的《为宋中丞都 金陵表》也明确提出：“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 迁，未盛于此。”他在肃宗至德元年(756)第三次游浙东 前写过一首《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诗，曾有隐 居剡中的打算。穆员在工部尚书鲍防碑)中也说：“是时 中原多故，故贤士大夫以三扛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 介之集渊薮，以公故也。”鲍防从肃宗宝应元年(762)至 代宗大历五年(770)，担任浙东观察使薛兼训的从事。 　　安史之乱没有波及江南，这给江南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也是唐代经济中心开始从中原向 江南转移的重要原因所在。尤其是浙江一直处于平稳的 社会环境中，即使是发生于肃宗上元年间(760―761)的 刘展叛乱，给当时经济重镇扬州及周围的地区造成巨大 损失，却没有影响到浙东的稳定。而浙东特别是处于宁 绍平原上的越州和明州，由于东晋士族南渡后即已得到 开发，加上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气候适宜等条件，经济得 到迅猛的发展。德宗建中四年(783)发生朱??叛乱，次年 统治两浙地区的镇海节度使韩混一次调拨大米百万斛接 济北方军队，此后“运江淮粟帛人贡府，无虚月，朝廷赖 之”。贞元初，“增江淮之运，浙扛东西岁运米七十五万 石，复以两税易米百万石”。可见，浙东和浙西是当时粮 食的富裕地区。吕温在(故太子少保韦府君神道碑)中 说：”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而食。”可知越州 的丝织业和粮食生产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到了晚唐，朝 廷在任命李讷为浙东观察使的制书上说，浙东“西界?J 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 半天下。” 　　浙东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前来游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越州是当时浙东的政治经济中心，越州刺史兼浙东 观察使之职。大历四年(769)，以鲍防和严维为首，组织了 一次大型的联唱活动，参加者多达五十七人，联唱的地点有 的防宅、兰亭、法华寺、镜湖、严氏园林、若耶溪、云